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行2006年版印花税票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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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我国公民本身对诉讼就有一种“厌诉”情结，公民心中总是认为官官相护，诉讼是很难带来公正的，在民众心中，“民告官”的胜诉几率很微小，所以，不到千钧一发的时刻，广大民众是不会选择与行政机关撕破脸皮，对簿公堂的。行政相对人对法官的不信任，对诉讼结果的不信任，严重打击行政相对人进行行政诉讼的积极性。而调解与诉讼相比较，则更符合中国民众的心理，因为调解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双方平等自愿的协商解决争议和纠纷。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其背后的保障力是国家的强制力，很可能最后的判决并不能真正令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极有可能会导致二次纠纷的发生，使矛盾激化。可是在调解中，通过法官的解释与撮合，促使双方心平气和的平等协商，双方当事人相互谅解各退一步，就可以有效的化解纠纷，这样既不用担心日后行政机关可能会打击报复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改变相对人对“官官相护”的看法。

　　其实，域外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早已对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进行调解，但从其法律条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也是允许法官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调解的。在明确规定可以适用调解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虽然对调解的条件和适用原则作了严格的规定，但是这些都并没有影响到调解的广泛运用。域外审判实践中对调解制度的合理运用，对我国未来建立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有借鉴意义，这些成功可行的立法经验，也催促着我国的立法者早日修改和完善行政诉讼法，尽快解决司法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的目的就在于，要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两个目的不可以有失偏颇，厚此薄彼，要同样重视起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适用调解，可以使被告看清自己的哪些行为确实是违法了，并且给了行政主体一个主动纠错的机会，就算是日后当事人双方没有协商成功，可是被告自己心里也清楚自己的行为到底哪里违法了，为什么最后会败诉？这样行政机关也比较容易接受败诉这个结果。相反，如果没有经过调解，法院直接作出的判决有可能会令双方当事人都不服，从而加深了双方当事人的冲突，这对于定分止争是十分不利的。

　　现代行政行为的发展越来越多样化，随着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新型行政行为的出现和使用，我们可以看出行政行为正在由传统的强制性、单方面性，向带有更多的平等性、双方性、契约性与合作性的行政行为发展。这种发展趋势使得行政行为在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存在了一种合作与协商的空间。这些新型行政行为使得行政主体享有了一定的处分权，为调解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1990年10月1日起，我国开始施行的行政诉讼法标志着行政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立法者以公权力不能自由处分为由排除了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具体体现是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行政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

　　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由法院进行主持，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心平气和地进行调解，可以促使行政机关放下自己的“官架子”，主动承认、纠正错误或失误，真诚的与相对人进行平等协商，这种平等的对话机会可以使相对人消除怨气，自愿的做出让步，更有利于行政机关对行政事务的长期有效的管理，也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由于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所以，双方自动履行的积极性也会高一点。

　　（作者单位：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
加强上海金融立法 促进金融中心建设

张 在 祯

（2005年1月）


目 录

△ 序 言
一、上海金融立法的基本涵义
二、上海金融立法的促进作用
三、上海金融立法的指导思想
四、上海金融立法的基本原理
五、上海金融立法的基本原则
六、上海金融立法的有利条件
七、上海金融立法的常规形式
八、上海金融立法的特殊形式
九、上海金融立法的主要内容
十、上海金融立法的层次模式
△ 结 语


△ 序 言

　　写作初衷。上海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作为本市的一名金融法制工作者，身感负有推动这个城市的金融脚步向前迈进的社会责任，也想为上海的金融法制建设尽一份微薄之力，这便是写作本文的初衷。
　　争议问题。在有些同志看来，本文所谈的问题，也许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甚至是不值一谈的话题。但笔者坚信，这不仅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而且是需要生活在这个大都市的立法、司法、执法和金融法制工作者立即采取行动奋力付诸实施的历史性课题。
　　促进建设。本文不想讨论上海是否是金融中心或应该不应该建立金融中心问题，也不考虑是建设国内金融中心还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问题。“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笔者主要讨论的是如何通过加强上海的地方性金融立法，如上海还不是金融中心，就要促使其成为金融中心；如上海已经是金融中心，就要进一步促进其中心建设，巩固其金融中心的地位。

一、上海金融立法的基本涵义

　　首先，所谓上海地方性金融立法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意义上的上海金融立法，是指有关上海地方性金融法规或政府规章等涉及金融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而动态意义上的金融立法，是指上海立法机关或政府制定上海地方性金融法规或政府规章等有关金融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
其次，上海金融立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上海金融立法，是指上海市的立法、执法、司法、金融监管机构、行业自律机构等单独制定或联合制定的各种有关金融内容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司法文件和行业自律规范；而狭义的上海金融立法，是指上海市立法机关和市政府制定的有关金融内容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
　　本文既在静态和动态两种形态上，又在广义与狭义两种意义上，同时使用“上海金融立法”一词。当然，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侧重。

二、上海金融立法的促进作用

　　吸引国内金融机构。由于政治或历史原因，我国重要金融机构的总部大都不可避免地选址北京。国内金融机构将业务中心或产品中心选址上海，必然会考虑上海的经济环境、执法环境、信用环境等金融环境状况。加强上海金融立法，就是要优化上海的金融环境。
　　吸引国外金融机构。国外金融机构进军中国，肯定会考虑政治因素，但不会以政治因素为中心。外国人是否到某地投资，就要看是否有利可图，要看当地政府是否重视法制，要看他们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是否能得到保护，要看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否通过法律途径得以解决。加强上海金融立法，就是要保护一切金融主体的合法权益。
　　加强金融法制建设。法制建设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灵魂。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法制经济，金融中心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更加需要法制的特别呵护。“法制”的基本要求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有法可依作为法制的前提，所讲的就是立法问题。事实表明，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都是法制严明的典范，如伦敦、纽约、新加坡、香港都是法制成熟的金融大都市。加强上海金融立法，就是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
　　完善上海信用环境。应当说，上海的信用环境在国内还算较好，但并非已是市府领导所要求的信用“首善之区”，在某些方面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不尽人意之处也随处可见，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上海地方信用立法，完善上海的信用环境。
　　吸引国内外优质企业和人才。如何吸引海内外金融人才来沪工作和投资创业？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和完善的金融法制建设，必将是吸引国内外众多优质企业和人才落户上海的重要条件，同时大批优质企业和人才的到来，又会促进上海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三、上海金融立法的指导思想

　　关于上海金融立法的指导思想问题，就是为什么讨论加强地方金融立法？通过金融立法要解决什么问题？金融中心城市与一般非金融中心城市有何区别？笔者以为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活动，可概括为六个字“规范、便捷、严格”。
　　所谓“规范”，就是说金融机构的经营服务活动必须符合规范，对金融创新业务要进行创新立法予以规范；所谓“便捷”，就是说金融机构对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要便捷，同时政府和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指导也要便捷；所谓“严格”，就是说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要严格，政府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依法办事，客户要严格遵守金融法规。最后达到金融机构、政府和监管机构、客户三赢的局面。
　　因此，上海地方金融立法的指导思想是，紧密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依托上海及长三角经济基础，服务全国，接轨国际，依据国家法律，遵循国际惯例，研究金融业务，倡导金融创新，规范金融经营，提供便捷服务，实施严格管理，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四、上海金融立法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