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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官为人民”必须凸现司法的人民性

尹振国


　　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是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是人民法院工作充分走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人民法官为人民”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的本质特征——人民性。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是胡锦涛总书记对政法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政治方向、明确了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事业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归根到底也是人民利益至上，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是时代的要求、现实的需要、人民的期待。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由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我国法院的人民性所决定的。在“三个至上”体系中，人民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宪法法律的最高价值和法理依据。马克思曾提出过一个精辟的命题：“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在马克思看来，在任何时期都是“利益占了法的上风”。而且，为了使法律成为符合规律的真正的法律，第一，它应当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第二，它应当由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创立。也就是说，法律必须体现人民性。
　　法律如何体现司法的人民性？在立法领域，主要表现为让人民选举代表进入立法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在司法领域，主要表现为通过随机选择（或其他形式），让普通人民进入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司法权。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2008年8月26日在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上强调指出：“强调严格依法办事，铁面无私，维护法律尊严，但不能与群众冷眼相对，不要搞神秘化。要大力推进司法公开透明，让人民群众了解司法、理解司法，增进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以让人民群众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要让人民了解司法、理解司法、监督司法，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让普通人民进入法院当家作主。让普通民众直接参与诉讼并实质性地左右人民法院的判决，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形式。研究英国司法史可以发现，正是千千万万的陪审员们推动了英国的司法独立，它是“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最强大的力量”。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告诉我们：“主持刑事审判的人，才真正是社会的主人。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质上就是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者一部分公民之手。
　　法治的本意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端赖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与遵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治的第一要义，不在于纸面上的规则多少，而在于国民尊法、守法的心理惯性和习惯。任何信仰产生的前提是对某种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可和信任，是对一种合法权力的认同。要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司法制度必须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司法过程必须表现出民主性和公开性。
现阶段，我们应从制度上落实司法的人民性：
　　（一）重构人民陪审员制度。将人民陪审尤其是重大案件的人民陪审落到实处，从根本上扭转人民陪审员成为“人民陪座员”这种现状。与其让人民群众在法院外、媒体上发泄不满，不如让人民参与审判，“让人民审判人民”，实现司法的法律性和人民性统一。国外法院的判决无论对错，人民鲜有上访，原因何在？原因之一是，他们让人民审判人民。对人民判决不服，上访到官府又有何用？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陪审制，而是参审制，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造成“陪而不审”的尴尬局面。英美陪审团与大陆参审制虽有区别，但就体现司法的民主性和人民性而言，两者并无鸿沟，建议借鉴英美陪审制度，对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重构。
　　（二）完善司法公开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司法制度的公开宣示，让当事人了解诉讼的具体程序、自己在诉讼的角色、地位以及权利义务；二是审判公开，对各类案件以公开审判为原则，通过公开透明的庭审程序，赢得当事人和社会公正的信任。司法公开本身就是“看得见的正义”，为人们观察司法活动提供途径，为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保障。司法实践中，程序公正、形象公正常常超越实体公正的价值，更加受人关注。特别是随着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人们对诉讼程序适用是不是合理、公开制度落实是不是到位、法官行为举止是不是得体、判案说理是不是清晰明白、自身诉讼权益是不是得到维护和尊重、人民法院司法便民措施是不是完善等，都十分关注和在意。司法行为是不是规范、司法程序是不是合法、法官品德是不是高尚，已经成为人民群众认知司法公正的重要渠道和重要标准。
　　（三）让人民有效并有序地参与法官的选任。“法律借助法官降临尘世”，法官是活的法律，是法律的化身、是正义的象征，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守护神。因此，法官必须是社会的精英，一名合格的法官除了应当具备法官专业素质，其道德思想素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为了保证法官的优良素质，各国在明确规定法官资格的标准之外，还设计了复杂、公开、吸收社会各界和政府机构广泛参与的法官选任机制，力图通过选举、听证、任命等各种方法，确保候选人不仅具有表面的专业知识和素质，而且具有优秀的品德、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广博的知识结构等深层的内在素质。在党提出通过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让人民群众有序地参与政治过程这些命题后，我们应当研究如何完善并健全法官任用和提拔制度。我们认为，公正的选任机制必须贯彻民主、科学、公开原则。应当通过制度设计，将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的意志有效结合。所谓民主，就是在选任法官时，要体现多数人的意见。所谓科学，就是法官任命的主体和程序设计要合理。所谓公开，就是选任的标准、过程，要让所有参选人和群众知悉，避免“暗箱”操作，保证公正选拔，利于社会监督。
　　（四）司法的人民性还要求国家司法制度设计和改革，应当广泛地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司法改革决不能被看成法官们的自我改革，必须被看成是国家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司法改革应当通过多种形式，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参与，提出建设性意见。只有坚持司法人民性，在党的领导下，动员人民群众投身到司法建设中来，司法改革才可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尹振国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朝花夕拾看许霆案

龙城飞将


　　许霆案结案已经这么久，但其尘埃实际上并没有落定。一个表现是，最近云南省重审何鹏案，刑期改判为八年半。第二个表现是网友法盲人在我的博客留言，就许霆案进行讨论。所以，现在再谈这个案件如同鲁迅的旧事重提，朝花夕拾一样。
　　
　　我同意法盲人的第一个观点：自动取款机代表了银行，机器不能被骗。
　　既然如此，机器出错，与银行出纳员出错就是同样的性质，所以ATM的英文本义就是自动出纳机。在这里，不是机器的特点向人的特点靠拢，而是机器与出纳员均是银行收款与付款的手段。

　　我同意法盲人的第二个观点：机器一旦出错了，就相当于是瘫痪，没有能力运行自己的功能。
　　但是要注意，在许霆案中，机器并非全部出错，而是部分出错。许霆正常插卡、输入密码、在银行摄像设施的监控下，进入自己的帐户进行操作。若是机器出钞口破了一个大洞，或者许霆进入别人的帐户，性质就变了。所以，人们争议的焦点在于，这种情况下许霆的行为到底是不是盗窃。但关于盗窃，又充满了争议。法律上的规定只有刑法第264条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刑法没有定义何为盗窃，司法解释给出了定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可见，盗窃罪的本质在于“秘密窃取”。法盲人举例说，这好像一个人杀一只鸭子，或者把手伸向喝醉酒人的口袋，其实这种类推是不能成立的。第一，现在的刑法已经规定了不得类推。第二，是由于机器出错才给了许霆机会，若一定要用鸭子和醉酒人的例子，只能是这样比拟：本来在栅栏正常的情况下许霆需要完善手续来捉鸭子，但鸭子自己跳到了锅里；酗酒人自己把口袋里的东西掏了出来。但任何类推和比喻在刑事司法中都是十分蹩脚的、危险的。

　　同意法盲人第三个观点：机器虽然瘫痪，但并不代表里面的钱就是无人占有的状态，它仍然是在银行的控制范围之内。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许霆是用自己的卡插入，用自己的密码进入自己的帐户，执行取款操作。是机器出错才导致钱从出钞口出来，若机器不出错，就不会有17万多元的钱被取出。他并不是到银行的金库中直接“盗取”现钞。

　　同意法盲人的第四个观点，在处理案件时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查明事实，严格适用三段论推理，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
　　问题是这个方式用到许霆案件上就不成立，所以才会产生那么的多的争议。大前提：秘密窃取是盗窃罪。小前提：许霆的行为是秘密窃取，但国人对此普遍存在争议。结论：许霆犯了盗窃罪，但这个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存在问题，所以导致结论不可靠。
　　关于法律对此的规定问题。可以肯定，立法永远是迟滞于现实的，立法时没有考虑到这种在各种公开条件下的“秘密窃取”，自然会对许霆是否犯盗窃罪存在争议。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可以分为两条进路：其一，许霆案本身。应当依据法律的规定严格地进行推理，不得随意扩大。其二，提出新的立法建议。在立法过程漫长的情况下，最高院应当对此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即在此案前的，以不当得利，追缴。若追缴不给，再以侵占罪论处。在新立法或司法解释之后，直接以盗窃罪，即一种新型的盗窃罪处理。
　　涉及到刑法中的法律具体规范和法律原则，我们应当分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法律的原则大于规范，具体的规范应当服从原则。原则更体现立法的目的，且它也有很强的操作性。比如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证据不确切或对事实认定存在争议时应当有利被告人。这是从保护人权、减少刑事司法侵权扩大化的需要出发制定的最基本的规定。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首先要服从这些原则，然后才能适用具体的法律规范。
　　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这是西方的法谚。这是对的。但是，第一，即使在西方当它与具体的法律规定或法律总则部分的原则相冲突时，应当首先适用原则和法律。第二，这句法谚不能取代中国的法律，西方的法律规定也不能代替中国的法律，西方的法谚和法律至多是在我们进行法律研究时的参考，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

　　现在来谈最后一点。
　　法盲人认为，现行法律对许霆案无能为力，只有通过立法程序来补充漏洞的看法有点悲观。其实，这种担心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说法律对许霆案“无能为力”是不妥的。因为刑诉法对处理此案的方法早有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事实不清时，判无罪。事实清楚，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时，判无罪。这是法律的规定。这按照这些规定处理刑事案件，就是违背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本规定。
　　张明楷教授说得对，法官应该是适用刑法，而非立法者。但解释法律却不是法官的职权。我国立法法早有规定，解释法律的权力归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法官是断不能行使解释法律的权力的。因为这是在中国，不是在外国。
　　我同意法盲人的观点，认为许霆无罪使他逍遥法外，绝非民众的本意。但是，民意到法律之间有一个路程的。法官审理案件，进行判决应当是依据法律，而不是民意。法律是固定化的民意，对尚未经过立法程序，尚未固定化的民意不能直接成为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
　　我也同意，大多数人只是认为其判处过重，而无法理解。因为大多数民众并没有系统地学过法律，不懂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但这不表示司法机构要按这种民意进行判决，司法机关应当依据法律进行判决，而不是民众觉得重了，就改判轻一点。这样司法机关就失去其严肃性、权威性。可以说，如果认定许霆盗窃罪是依法成立的，判处他无期就没有错。所以，我一再的观点是，要分清楚法理和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遵守法律，尤其是刑事司法。在理论研究时，可以驰骋于法律与法理之间。
　　有人担心，若真判处许霆无罪，势必造成人们贪婪的心理，道德的泯灭。这话似乎有理，但并不成立。因为反对许霆案件原一审判决的广大民众都不会支持许霆再次去做这个事，大部分人也不会去找这个麻烦。银行出错，我看到有两种相反的案件。同是在英美法律的英国，取了钱的人没事，银行倒霉。在美国却是刑罚加身。所以，外国的经验只能用的立法研究上，不能直接用于刑事案件的判决。

2009-12-18
作者博客：http://www.yadian.cc/people/6493/
　　　　　 http://blog.sina.com.cn/zjysino20080207

附：法盲人 评论： 2009-12-17 14:12:51

　　应博主的邀请，浏览了博主的几篇文章。大致看出了博主是赞成许霆无罪的。首先尊重博主的观点，然后提出我对博主理由的一些看法：

　　（1）毫无疑问，自动取款机代表了银行。但不能将其类比为银行职员，因而就不可比拟为是柜员付错了款。机器与人是有差别的，机器不能被骗，这是学界的通说，也为司法解释所认可。
　　（2）我认为，机器一旦出错了，就相当于是瘫痪，没有能力运行自己的功能。许霆在知道机器出错的情况下，仍然通过这一漏洞而取得款物。无异于是一种盗窃行为。而许霆自己的辩护是无力的。他认为银行知道他的行为，就相当于是他要杀一只鸭子，并说问过鸭子，并经鸭子同意一样可笑。显然，我认为，许霆的行为危害性在于其乘人之危，而非法占有了他人的财物。就相当于，对一个喝醉酒的人口袋里伸手，或是一个死人身边拿钱一样，是属于盗窃。
　　（3）机器虽然瘫痪，但并不代表里面的钱就是无人占有的状态。它仍然是在银行的控制范围之内。而许霆是将银行的钱取出，使其脱离银行的控制范围。而非将无人占有的财物据为己有，或是拾得遗失物。
　　（4）许多不赞同定罪的观点认为不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我有些疑问，在处理一个案件的时候，查明事实，严格适用三段论推理，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许霆的行为为小前提，而得出许霆为盗窃罪的结论理所当然，怎么说其不符合罪刑法定呢？如果这样，那怎样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要在刑法中明文规定，许霆的这种行为即盗窃自动取款机的或是详细点，在自动取款机出错是取款的，也视为盗窃罪吗？若是这样，那刑法也太过庞杂了吧？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这是西方的法谚。规范不等于事实，它应该是事实的抽象。而原则就更不是事实了，它是在规范无法使用时，而给予的指导基础。在适用法律时，我们一般是适用法律规范，只有在法律规范无法适用时，才使用原则来解释法律，补充其漏洞。而许霆案有法律规范不适用，而抬出些原则来否定规范，是不符合法理的。
　　（５）认为对于许霆案，现行法律无能为力，只有通过立法程序来补充漏洞的看法。我认为至少是有点悲观。正如张明楷教授在其《刑法格言展开》的序言中说的那样，中国刑法在79年之前大多是立法刑法，而之后才算得上是解释刑法。法官应该是适用刑法，而非立法者。他应该做的是解释现行的法律条文，使其符合法律的目的和精神。认为许霆无罪，而使许霆逍遥法外，绝非民众的本意。大多数人只是认为其判处过重，而无法理解。若真判处许霆无罪，势必造成人们贪婪的心理，道德的泯灭。恰如，英国一个事件：英国一台自动取款机出错，而导致成百上千人排队取款的现象。有人以此来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外国，判处许霆无罪。我倒是觉得，这种现象倒是许霆被判无罪的恶果。中国民众是否能接受这样的现象呢？我认为，中国人是不会接受这种现实的。法律不否定人的本性，但也并非不提升道德。也许有人会说，反正是拿银行的钱，没人会关心，这也是人自私的本性所在。若此，那么许霆案件何以如此舆论风靡？国情不同，文化不同，法律当然会各异。
　　总之，我是赞成许霆定盗窃罪的。当然，兄都写过十多篇文章论述自己观点，显然是有自己的理由的。我不过是狗尾续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