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实施细则(试行)

上一篇: 教育部关于确定第一批国家高职高专精品专业建设项目和国家高职高专学生实训（师资培训）基地建设项目的通知
下一篇: 关于印发《赤峰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和《赤峰市城镇职工社会医疗救助保险办法》的通知

　　摘要: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法制建设，并为此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各类生命健康标准，但相比于我国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诸多缺憾与不足，主要体现在立法步伐明显落后、法律内容保守欠缺以及法律体系不够融贯。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弥补。


　　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法律问题及法律现象，从中归纳出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进行现实的法律构建与制度完善，以使法律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在此意义上，分析并研判立法的缺憾与不足，并依据科学立法的理念与原则完善现行的立法与制度，无疑应当是法学研究的一个内含之义。当代生命法学研究就内含了这样的要求。当前，伴随着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与生命尊严的越发关注，生命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凸显了出来。研究当前我国生命法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完善策略，以更好地适应人们生命健康及生命尊严保障的需要，已经成为当代生命法学研究的一项基本使命。

　　一、我国生命立法的现状

　　生命法就是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作为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生命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本使命在于保障人类生命健康和维护人类生命尊严。

　　从法律发展史的角度来加以考察，我国生命法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时期，早在西周时期即已出现涉及人的生命健康保障的立法规定。但现代意义上的生命立法则是自晚清和民国时期才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法统的废止则使得生命立法一切从零开始，在经历了“文革”对法制的严重破坏之后，我国生命立法自20世纪80年代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起步。自改革开放以来，以1982年宪法有关“国家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为指针，我国先后制定了数百件生命法律法规与规章，而地方生命立法也开始起步，其范围广泛辐射至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母婴保健、传染病防治、职业病防护、环境卫生、基因工程、辅助生殖、器官移植、尸体解剖、殡葬、国境卫生检疫、食品卫生、医疗监督、药事管理、化妆品管理、体育保健、精神卫生及动物实验等众多领域。例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健法》、《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献血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尸体解剖规则》、《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以及《宁波市献血条例》等在内的数量繁多的生命/生物法律、法规与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或规章。

　　从体系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生命法不仅包含了以上生命健康保障专项立法，而且也包括了宪法、刑法、民法、环境法、行政法、诉讼法与国际法以及社会组织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的众多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2]以及众多的生命健康保障标准和操作规程 [3]与伦理指导规范 [4],甚至还包括一些具有“软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 [5].这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我国对于保障人们生命健康以及生命尊严的关注和重视。

　　二、我国生命法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法制建设，并为此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各类生命健康标准，但相比于我国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诸多缺憾与不足。这些缺憾与不足的存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命保障法治化的步伐以及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总体来看，我国生命立法主要显现出了以下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立法步伐明显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一直遵循救济性立法思路，在立法目的上强调事后救济而轻事前防范，主张采取积极、谨慎的方式，严肃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不成熟或没有把握的，不勉强制定。 [6]在这种立法指导思想的束缚下，我国各部门法的建设均显现出了很强的滞后性，生命法也在其中。在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落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立法步伐落后于我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法律是社会需要的产物，立法则是立法者应因社会需要创制和修改法律的活动。为此，立法应当以解决现实中的法律问题来适应社会需要为己任，应当保持对社会发展的高度敏感性，尽量使法律的创制或修改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适应。但在我国生命立法领域，立法的步伐不仅无法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甚至很多情况下都远远落后于社会的现实需要。以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为例，尽管我国第一例器官移植自20世纪60年代即已出现，且到21世纪时无论在移植数字、开展移植的单位以及移植效果等方面都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却一直到2006年才出台。 [7]立法上的这种落后不仅直接导致了诸如1998年的“窃取角膜案”、2006年的“窃取骨髓案”以及2006年“行唐事件”等案件以及大量涉及人体器官买卖的刑事案件发生，给司法操作带来了严重的困惑与混乱，而且也使得相关技术迟迟得不到有力、有效的规范，为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而实际上，生命立法在我国立法建设方面的落后显然并不及于器官移植这一个领域，基因科技的立法规范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即已开始了重组DNA研究工作。目前已有几种基因工程医药进入了中试阶段；兽用基因工程疫苗和抗病毒转移基因烟草正在进行野外实验，有的已经在大面积推广；而众多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的重组DNA工作，不久也将进入中试或野外实验阶段。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未制定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安全法规，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申报程序和必要的评审监督制度，致使重组DNA研究及其应用中的安全问题，在实际上处于一种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不良状态。 [8]而在辅助生殖方面，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经掌握了人工授精及胚胎冷冻等技术，而相关的法律问题亦已随之出现。1983年，湖南医科大学首次用冷冻人类精液成功地进行了人工授精，婴儿顺利诞生；1986年，青岛医科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人类精子库。但我国在有关这一方面的立法却迟迟没有什么进展，直到2001年2月，卫生部才制定和发布了《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两部规章，使我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及相关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而这两部立法的到来与我国的实际需要相比，无疑已经迟到了近20年。 [9]不仅如此，在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快速发展，而医学临床需求不断变化以致现有规章已难以适应技术进一步发展需要的背景下，我国迄今未对现行规章进行修改，以致面对各种代孕现象在各地的嚣张，无论是执法者还是司法者都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而无法有效应对。此外，在脑死亡判定标准、人体医学实验、医学美容整形（如在断骨增高、换脸等方面）、药害救济、罕用药保障、手术戒毒、骨髓捐献、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生物技术产业化引导与规范等方面，相关的法律需求已经出现，甚至部分负面问题也已经层出不穷，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立法却始终都处于空位或滞后的状态之中，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落后性显而易见。

　　2.立法步伐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生命立法步伐不仅落后于实际的需要，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其步伐也明显落后。这一点，无论是从生命立法的起步上，还是从专门领域的生命立法步伐上，我们都不难看出其端倪。

　　首先，从生命立法的起步来看，我国生命立法的起步是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如，英国早在1601年便制定了《伊丽莎白济贫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资产阶级生命立法，其影响最为久远，多达300余年；1848年，英国又制定了《卫生法》，1859年公布了《药品食品法》，1878年颁布了《全国检疫法》，以后又逐步制定了《助产士法》、《妇婴保健法》、《精神缺陷法》、《国家卫生服务法》、《卫生和安全法》等。日本从1874年开始建立了医事制度，制定了《医务工作条例》，1925年颁布了《药剂师法》，1933年颁布了《医师法》、《诊所管理规则》，1942年制定《国民医疗法》，1948年制定了《药事法》、《医疗法》等。而美国纽约市早于1866年就通过了《都会保健法》，1902年又制定了有关生物制品的法规，1906年颁布了《纯净食品与药物法》，1914年制定了《联邦麻醉剂法令》等等。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生命立法更是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国家都进一步加强了本国的生命立法，使得生命立法成为一个涉及医学卫生管理、临床医疗、食品卫生、精神卫生以及器官移植等多个领域的部门法。

　　其次，就多数专门领域的生命立法而言，我国也远较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以基因方面的立法为例，美国早于1976年6月就已经颁布了《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有关重组DNA技术进行了严格管理，并到1983年时已对该准则进行了5次修改，其对DNA分子研究的规制也早已相对成熟和理性；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也都比较早地制定了类似的法规；而在我国，尽管早于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了有关DNA技术方面的研究，但是，直到1990年和1993年才分别由卫生部和国家科委制定并颁布了《人用重组DNA制品质量控制要点》和《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两个规章，使我国有关DNA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最终有了法律的规制。从这里，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滞后性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在器官移植、人工辅助生殖、医学美容整形、克隆技术限制以及人体实验、反虐待动物、自杀防范、罕用药供应保障以及在医师执业、药物管理等各个领域，我国生命立法的步伐都显现出了远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落后的态势。 [10]这种立法步伐的滞后性尽管看似谨慎，有利于更理性地应对生命科技的发展与人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需要，但实际上却使我国现存的许多生命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调整，遗留了大量社会负面问题，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最终完善。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社会领域的立法却还极为薄弱而急需强化的情势下，作为社会法重要分支的生命法显然应当加快其立法步伐。

　　（二）法律内容保守欠缺

　　1.法律内容过于保守。预见性是生命法本应具有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是由生命法所担当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使命所决定的。然而在我国，由于受立法指导思想之束缚，生命法不仅没有表现出应当具有的预见性，反而显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例。该《条例》是在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相当发达而相关的医疗临床操作也已频繁进行的情况下历经广大医务工作者及生命法学工作者千呼万唤才得以出台的一部重要立法，尽管相比于我国规范人体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而言已属姗姗来迟，但其最终的出台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领域无法可依的窘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条例对脑死亡者器官捐献和采集这些重大问题没有任何规定。实际上，脑死亡是进行器官移植立法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不论对脑死亡采取何种态度，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 [11]不仅如此，该条例对可供捐献的人体器官的类目以及活体捐献者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人体器官移植的规制效果。 [12]而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其他生命法中也都普遍存在。 [13]这些问题的大量存在不但令我国生命法所理应具有的预见性没有被很好地体现出来，而且充分暴露了我国生命立法的保守性，使我国生命法作用的充分发挥受到很大抑制。

　　我国生命立法内容的保守性还突出体现在其对现代生命科技活动刑事规范不足及民事应对疏漏上。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对某些可能产生巨大负面效应的生命科学技术的潜在危害性加以刑事防范，也没有对相关生命活动所涉及的民事法律现象作出救济性应对。表现在具体制度上：我国《刑法》中还没有设立非法进行生殖性克隆人，出卖和购买人体器官，出租器官，制作、发送及刊登人体器官买卖资料以及代孕、强制供精、人体实验、死亡判定操作等方面的犯罪。 [14]而我国民法也还没有明确宣示人体器官买卖、代孕等严重违反生命伦理行为的非法性以及相关协议的无效性， [15]亦未对胚胎、尸体、人体器官、骨骼、生殖细胞等“人格体”的特殊保护提供针对性的民事制度， [16]也未对生命科技活动的民事归责和救济作出有针对性的专门规定。而这种刑事防范制度的欠缺以及民事应对制度的疏漏，不仅使得我国生命立法难以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且极不利于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17]

　　2.法律内容存在明显欠缺。除了内容上的保守之外，我国生命立法还存在制度设计上的明显欠缺。最为突出的就在于激励性措施的不足。生命法是以保障人们生命健康和维系人类生命尊严为基本目标的，为此，生命立法过程中必须针对各种侵害人们生命健康与生命尊严的行为设置相应的防范制度，甚至可以动用刑罚这一强制性手段。但另一方面，生命法对生命健康的保障与生命尊严的维系又不仅仅体现在通过防范性制度来提供保障和救济上，还在于通过激励性规则倡导和鼓励人们关爱他人生命、呵护亲人健康，使人们都能尽可能有尊严地生存下去。为此，生命法需要倡导人们为救助他人生命而捐献血液、器官或骨髓，为医学科学发展而捐献遗体或积极参与人体医药实验，为解决不孕不育者实现生育子女的愿望而捐献精卵……而这一切显然都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和激励，需要法律采取各种可能的激励性方法。从法理上来说，“激励性调整方法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所允许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符合人有被他人尊重、肯定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心理特点，有助于法律的实现。……激励调整方法的目的在于鼓励、引导法律关系主体主动、积极地履行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 [18].

　　在生命法中，激励性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权利激励，即通过设置权利并为这些权利提供有利的制度支撑来进行激励。如我国《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对公民捐献器官权利保障的规定 [19]以及对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支持捐献的规定。 [20]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公民捐献自主权、撤销权的规定与保障等等。其二是义务激励，即通过在立法中为相关义务主体设置相应的义务，以保障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其由于从事高层次的生命伦理道德行为而蒙受损失，保护人们从事高尚生命伦理道德行为的勇气。就目前来看，我国生命法在权利保障方面已经设置了大量的规则和制度，无论是在全国性的《献血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中，还是在地方性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或《江苏省献血条例》等法规或规章里，几乎都明确见有鼓励器官捐献、遗体捐献或血液捐献等的规定。然而，在义务激励方面，现行立法却并没有做好足够有效的制度预案，对于在献血、献器官、献骨髓、捐精等高尚生命伦理道德行为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捐献者自身生命健康的损害，现行立法并没有规定相关政府部门负有赔偿或补偿等救助义务。这样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捐献自己器官、血液或骨髓、精卵等人在由于捐献而招致自身生命健康的损害时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出现“好心没好报”的结果。 [21]

　　（三）法律体系不够融贯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任何法律都不是独立运作的，都需要其他立法来加以配合”. [22]民法如此，刑法如此，生命法更是如此。生命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鲜明的综合性。为了调整生命社会关系这一复合型、综合性的社会关系，生命法需要综合运用民法、刑法、行政法跨学科手段乃至法律之外的伦理、技术、教育等手段，对人类相关的生命活动加以恰当的引导和规范。这客观上要求生命法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从法理上来说，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生命法只有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体系，才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确定性的指引和明晰的行为范式。而所谓生命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其基本含义就是要求生命立法活动所创制的生命法律法规在体系上、在内在逻辑上严密一致，在内容上统一和谐，而不存在矛盾与冲突，同时与其他部门法律规范的关系上也应协调一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在和谐一致的表现。” [23]

　　然而就我国目前生命立法的情形来看，形成这样一个体系的目标显然还远未实现，因为现有的生命立法还存在很多的矛盾与冲突。例如，现行生命科技法中已经将某些滥用生命科学技术的行为确立为犯罪并规定对这类犯罪可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事实上，刑法却并没有规定这类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2001年8月1日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22条就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的；（二）实施代孕技术的；（三）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的；（四）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五）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档案不健全的；（六）经指定技术评估机构检查技术质量不合格的；（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然而，由于现行刑法并没有设置辅助生殖犯罪，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一纸具文。而类似情况在我国生命之法尤其是生命科技立法方面非常多见。这势必会使得以上规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生命法所显现出的缺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命法治建设的完善，并为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乃至政府目前正在极力推动的生物产业的安全发展埋设了隐患。由于生命立法步伐落后、制度保守以及体系不完善所引发的各类现实负面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应对策略建议。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2009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局机关各部门，专利局各部门，局直属各单位、各社会团体：

　　现将《国家知识产权局2009年工作要点》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各部门各单位要将工作执行情况及时反馈规划发展司，规划发展司将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特此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二○○九年二月二十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2009年工作要点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我们国家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之年；也是我们积极应对知识产权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认真履行我局新职能，全面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关键之年；更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思路、工作要求和主要措施，大力推进知识产权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之年。2009年我局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工作的统筹协调，进一步完善专利法律法规，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宏观管理、专利审查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工作，努力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取得的重要成果转化为推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有力举措和强大动力，力促知识产权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根据上述总体要求，今年我局的工作要点是：

　　一、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工作的统筹协调，大力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一是做好战略实施的统筹协调工作。充分发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联络员制度，研究制定2009年度战略实施计划，明确战略实施的工作任务、目标和措施。（协调司负责）

　　二是积极开展行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作。与科技部等部门合作推动建立重大科技项目的知识产权工作机制，推动制定和完善将专利纳入标准的政策。在需求最迫切的部分外向型行业推动实施“指南针”计划，帮助行业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协调司牵头）

　　三是加强对地方和区域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指导。出台推进长三角地区利用知识产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文件，推动长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建设。开展区域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衔接研究，以农业、装备制造业为突破口，引导相关省区市开展区域特色产业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开展地方战略实施试点工作和战略实施效果试评估工作。（协调司负责）

　　四是做好全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统筹协调工作。研究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年度工作方案，加大司法保护、行政保护和海关保护、刑事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协调力度。举办中国知识产权高层论坛，发布中国知识产权状况白皮书。（协调司负责）

　　五是扎实推进我局战略实施工作。结合我局实际，认真研究制定局内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任务分工和实施方案，全面推进专利战略和中介服务战略的实施工作。（协调司牵头）

　　二、进一步完善专利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做好专利法实施条例的修改工作，力争尽早通过国务院的审议，并确保专利法在今年10月1日顺利实施。做好审查指南、专利行政执法办法、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等部门规章的修改工作，制定侵权判定标准，保证专利法修改的重要条款在操作层面的进一步落实。认真做好专利代理条例和专利代理管理的相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工作。（条法司、审业部负责）

　　三、提高政策研究、统计分析、服务指导和行政执法能力，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宏观管理

　　一是提高政策研究水平。围绕中心工作和重大问题特别是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中的问题、金融危机形势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特点以及专利法实施25周年和我局建局30周年等主题，深入展开调查研究，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启动知识产权工作“十二五”规划编制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政务信息工作制度，提高信息报送的数量和质量。（办公室、规划司负责）

　　二是提高专利统计工作水平。对专利统计指标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建立更加科学的专利统计指标体系，强化衡量专利质量和价值的指标，引导科学决策，提高行政效能。继续开展专利专项统计调查，促进经常性专利调查制度的形成，全面分析我国专利运用能力的现状和专利对经济的贡献作用。开展专利统计国际交流和数据交换业务，加大对统计数据交换成果的分析。（规划司负责）

　　三是加强对地方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深化知识产权工作合作会商机制，进一步明确我局与地方政府合作会商机制的条件、程序及内容。加大对城市和园区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的指导力度，进一步丰富工作内容。全面实施知识产权强县工程，促进知识产权工作在县级政府层面得到重视和加强。建立地方知识产权工作指标统计上报制度，开展地方知识产权绩效评估工作，注重工作经验总结提炼和指导性文件研究制定的能力建设。（管理司负责）

　　四是加强对企事业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深化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推进企事业知识产权战略试点工作，重点推进企业集群的知识产权工作。加强专利交流工作站建设和业务开展，启动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促进工程，打造一批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管理司负责）

　　五是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继续深入开展“雷雨”、“天网”等执法专项行动，重点处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开展区域专利执法保护试点工作，着重改善执法条件，推进执法协作，提高执法效率。建立全国专利保护重点联系机制、专利执法保护的定向信息交流机制、定题论证研讨机制和定期会诊机制等。（管理司负责）

　　六是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推进专利运用与产业化体制机制建设、平台建设和示范项目建设，实施全国专利技术展示交易平台计划，为专利运用与产业化提供服务。加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力度，积极开展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工作。启动国外专利申请费用资助工作。继续开展对国家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专利技术分析和预警机制研究，及时发布专利预警信息。提高知识产权中介服务能力，开发完成代理人考试网上考务管理信息系统，有序组织2009年度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提高面向社会和公众的专利文献服务水平，加强知识产权陈列馆、专利展示厅和专利文献馆建设，建好网络“专利文献咨询台”，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检索、翻译和咨询服务。（管理司、条法司、研究中心、文献部负责）

　　四、完善审查业务管理，加强审查业务研究，进一步提升专利审查综合能力

　　一是逐步建立审查业务运行控制体系，推动审查业务管理规范化、科学化。不断完善案源调配与统计分析系统、审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审查质量评价系统等，建立业务运行数据分析预警机制。配合中国电子检索系统和电子审批系统的上线运行，对审查流程操作程序进行配套改造。加强审查业务、人力资源、条件保障工作的相互衔接，保质保量完成2009年专利审查工作计划。（审业部负责）

　　二是进一步加强审查业务研究。加强对影响和制约审查综合能力建设的长远性、战略性和全局性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探索审查制度和方式改革途径，制定审查工作推进计划。拓展分领域审查策略研究，为提升审查综合能力提供支撑。提高学术研究的信息化管理水平，优化整合学术研究资源，提高信息共享和成果利用水平。（审业部负责）

　　五、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加强对信息传播和信息服务体系的整体规划

　　一是确保重大信息化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完成中国专利电子审批系统的上线运行和新旧系统平稳切换，继续建设和完善电子审批系统的配套项目，保证系统对业务的全面有效支撑。做好中国专利检索与服务系统的局内试运行和公众平台建设，制定系统运行维护方案，建立数据保障机制，启动新增数据的入库和应用项目。启动专利检索与服务系统（公众部分）项目建设。（自动化部负责）

　　二是加强对全国专利信息传播和信息服务的整体规划。科学制定全国专利信息传播与服务整体规划，建立包括国家专利数据中心、区域专利信息服务中心以及地方专利信息网点在内的三级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启动国家专利数据中心及一至两个区域专利信息服务中心的建设，完成全国47个地方专利信息网点的建设。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推广专利信息利用，提高科技人才利用专利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加强专利数据加工项目的管理，完善数据纠错机制。加强数据资源收集和管理，扩展我局馆藏资源。（规划司、自动化部、文献部负责）

　　六、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宣传方法，切实加强对内对外宣传

　　一是围绕中心任务，做好重大活动的宣传工作。大力宣传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做好修订后的专利法及其相关法规实施的宣传工作。谋划好组织好建局30周年、专利法实施25周年宣传活动和“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实施“知识产权彩虹工程”，开展“中国公众知识产权文化素养调查”，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文化理论和教育体系的建立。（办公室负责）

　　二是做好知识产权外宣工作。有针对性地推出能够让外国公众入脑入心的系列宣传产品，切实增强宣传效果。在境外举办大型知识产权交流宣传活动。加强媒体平台建设，拓展对外宣传窗口，完成我局政府网站英文版改版工作。加强与WIPO、WTO官方网站的联系与合作。加大新闻发布力度，加强舆情监控，引导舆论导向，提高宣传效果。（办公室负责）

　　七、加快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步伐

　　一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进一步树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用人导向，做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积极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创新。实施加强后备干部培养锻炼意见。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人事司、人教部负责）

　　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人才培养工作体制和管理办法，开展第二批高层次人才培养人选推荐评选工作。加大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力度，广泛开展知识产权培训工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专家信息库建设和教材编写工作。（人事司、人教部负责）

　　八、提升合作层次，转变合作方式，进一步拓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一是加强跟踪研究和战略布局谋划，主动应对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紧紧围绕国家总体外交，加强涉外统筹协调，服务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和强局建设，扩大我国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作用和影响。充分利用中美日欧韩五局会谈机制，适时深化我局的参与程度，把握国际专利制度发展动向。不断加强对国际重大问题、热点问题的跟踪与研究，为我国积极主动应对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提出前瞻性和策略性的建议。（国际司负责）

　　二是继续保持和加强双边合作和区域合作。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全方位、多层次知识产权合作交流，巩固和加强各种类型合作平台建设，特别是增强同世界知识产权强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使中日韩三局合作更具实效性、战略性和前瞻性，促成中澳新三局合作框架的确立。积极开拓新的合作关系，特别是与发展中大国的关系。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知识产权合作，开展与台湾地区的民间交流活动，逐步稳妥有序地开展与台湾地区知识产权机构的合作。（国际司负责）

　　三是转变合作方式，争取共同发展。逐步实现由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与援助的接受者向国际合作与援助的输出者的转变。巩固和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成果，积极落实与非洲两大地区性知识产权组织、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埃及、秘鲁、蒙古和东盟国家签订的合作协议或纪要。有效利用各类援外基金，配合我国总体外交，做好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外援和人员培训。（国际司负责）

　　九、加强预算编制和计划预算执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围绕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要求，加强预算编制和资金保障工作。完善计划申报审批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计划预算申报内容和程序。加强对计划预算执行的监督,定期对计划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和公布。积极推进项目绩效管理，开展信息化项目财务验收工作，并选择一些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估。（规划司、专利局办公室负责）

　　十、加强后勤和基础保障，大力强化条件保障能力建设

　　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沟通，全力推动“三期工程”项目建设，力争在年内完成工程拆迁工作，并着手进行土建。群策群力，努力拓宽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新思路。改善集体宿舍居住环境，为单身职工提供尽可能完善的住宿保障。强化后勤服务规范化管理，转换服务机制，提高服务的专业化、程序化、规范化水平。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规划司、专利局办公室、离退休干部部负责）

　　十一、围绕重点，扎实推进党的建设

　　一是以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重点，扎实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继续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实际，着力建立健全保障和促进知识产权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科学发展的政策法规和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为龙头，认真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宣传和教育。（机关党委负责）

　　二是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为重点，扎实推进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意见〉的通知》精神，重点加强思想理论、根本宗旨、民主集中制、道德品质和廉洁从政教育，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保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机关党委负责）

　　三是以深入贯彻落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四个长效机制文件为重点，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内容，增强活动效果，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切实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研究出台加强流动党员管理的暂行办法。（机关党委负责）

　　四是以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为重点，扎实推进党的作风建设。认真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充分发挥工青妇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做好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局内文艺汇演等工作。以促进和谐机关建设为目标，培育以人为本、健康向上、奋发进取的机关文化氛围。加强对青年职工的思想教育，着力研究新形势下加强青年队伍建设的举措，筹备召开第二次青年工作会议。（机关党委负责）

　　五是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贯彻落实我局《工作规划》实施办法。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完善反腐倡廉制度，拓宽监督渠道，增强监督实效，加强对重点环节和重点部门权力行使的监督，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加大对违反政治纪律、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案件的查处力度。开展廉政监察、效能监察、执法监察，进行特邀监督员试点工作。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强化审计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