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展导游管理网络联网大检查的通知

上一篇: 国家教委关于女教师产假有关问题的复函
下一篇: 云南省价格监测规定

信息化立法：上海应向兄弟省市学习

（上海市广庭律师事务所 俞云鹤）


一、兄弟省市的信息化立法建设成就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在信息化领域的地方立法建设取得了相当进展。由于我国国家层面的信息化法律很少，因此，信息化地方立法较多地属于地方自主性立法，而且较好地坚持了“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地方立法原则。为了加快上海信息化立法进程，对外省市信息化立法建设情况加以研究和分析，学习和借鉴兄弟省市的好经验、好做法，是很有必要的。

1、地方性法规
经查核，信息化领域的地方性法规不多，有十余件，具体如下：

(1)综合类：目前仅有2件。
《深圳经济特区信息化建设条例》（1999年1月25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2000年6月25日修正），这是我国第一部规范信息化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对深圳特区的信息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湖南省信息化条例》（2004年7月30日湖南省人大常委通过），这是最新的关于信息化规划与建设、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信息资源开发、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安全保障活动加以规范的地方性法规。

(2)电子商务类：目前仅有2件（香港特别行政区《电子交易条例》除外）。
《广东省电子交易条例》（2002年12月6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这是我国第一部规范电子商务与电子认证事宜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的制订和实施，为国家立法部门和其他各地方的电子商务立法提供了不少经验教训。国家于2004年8月出台了《电子签名法》，各地也纷纷在酝酿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
《天津市电子出版物管理条例》（2005年7月20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这是关于电子出版领域最新的地方性法规。

(3)信息安全类：目前有3件。
《辽宁省信息技术标准监督管理条例》（1997年11月29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通过，2004年6月30日修正）；
《辽宁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管理条例》（1998年5月29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通过，2004年6月30日修正）；
《重庆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8年8月1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通过，2001年11月30日修正）

(4)电信类：目前有4件。
《湖南省通信条例》（1998年1月7日通过，2004年7朋30日修正）；
《辽宁省电信管理条例》（2001年11月30日通过，2004年6月30日修正）；
《重庆市电信条例》（2002年3月27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通过）；
《江西省电信条例》（2003年3月31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通过）。

(5)无线电类：目前有2件。
《福建省无线电管理条例》（1998年8月1日通过）；
《云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2003年11月28日通过）。

(6)信用征信类，目前仅1件。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加强信用建设的决定》（2004年2月28日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通过），这是全国第一件以信用建设为主题内容的地方法规性文件，而且也是目前唯一以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信用建设的地方法规性文件。

2、地方政府规章
信息化领域的地方政府规章及相关文件相比地方性法规要多一些，约三十余件，比较重要的有：

(1)综合类：
《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信息智能岛建设的意见》（2001年1月19日发布）；
《中共珠海市委、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信息化建设的若干规定》（2002年2月8日发布）；
《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决定》（2002年6月10日发布）；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实施意见》（2004年5月31日发布）；
《青海省信息化建设管理规定（暂行）》（2004年7月17日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发布）。

(2)电子政务类：
《北京市政务与公共服务信息化工程建设管理办法》（2000年12月28日北京市政府发布）。
从公司法的完善看我国的立法水平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活动主体，一直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法作为利益的平衡器，也越来越发挥着他的主观能动作用。二者因立法活动而默契地结合在一起。立法水平的提高，深深的影响着我国的市场经济。立法活动的完善，保证了依法治国的顺利实施，使法的运行朝着良好的方向推动历史前进••••••

关键词：公司法 完善 立法 提高 法治

我国公司法近两年经过了循序渐进的修改，它的不断充实和完善使其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全面的保护了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从公司内部来看，以前关于股东权利的规定较少，或是有权利无救济。例如，以前公司成立后即使出现公司长期不分配利润的情况以及由于公司内部的某些事项导致无法实现预期状态的，股东也只能束手无策，进退两难，甚至采取过激的办法使事态更加恶化;但现在股东可以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解决了套在股东身上的枷锁。有了这些权利保障，增加了股东的投资信心，整体上起到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避免了更多违法事件的发生，使得我国公司的发展趋于良性循环。另外，对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造成公司损失的行为，股东的请求赔偿权也有了救济途径，促进了公司管理人员依法管理公司，增强了其对公司的责任心，有利于公司的稳步发展，限制了公司的一般违法行为和单位犯罪的发生。
其次，从公司外部来看，公司的法律人格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被否定的。例如股东抽逃出资或出资不实，或以不正当手段逃避债务，此时虽然公司应以公司资本对外承担责任，股东以其出资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但是，在债权人的利益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追究股东的连带责任。这体现了法的灵活性。实践中，避免不了有公司股东实施一系列违法活动，欺骗债权人，使债权得不到实现，这时按一般规则就等于放任此类事件的发生，债权人的利益永远得不到实现。可见，在目前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揭开公司面纱”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公司法在画兼顾经济发展和权益保护的这个密封的圈时，视野放得更加宽泛，不仅局限于对公司本身的措施上，还体现在涉及到的中介机构上。中介机构如果不遵守行业规则，与公司股东同流合污，那就等于给自己挖陷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大大增加了权力的保障性，也促进了行业间的相互监督。
在新中国早期，我国可以说无论是在法的基础理论上还是在法的制定和实施中，都处于接近空白的阶段，要大量借鉴外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经验。而随着法学教育的进步、法学研究的加深以及立法经验的总结，我们的立法者越来越能够善于把握利益的平衡，逐步从全方位论证每一部法律的价值点，进而随着社会的变革更改法律、完善法的实施，及时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促进市场经济协调发展。
立法是一项工程，它铸造出一个国家法律体制的基本框架，运用法律的权威性使影响国家发展的各种作用得以有效发挥。这种过程，是在总结社会的各种法律现象的基础上，将法律现象引发的噬待解决的问题个个击破，同时将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提前预防。所以，立法者的眼光总是在缜密地寻找针对现象的最佳解决方案，在法的价值位阶中不断比较和衡量，最终达到利益的平衡。针对同一社会问题，一种解决方案在某些时候可能是最好的，但在另一个时期也许又不是最佳的，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已经平衡了的天平又逐渐倾斜了的时候，就要及时进行法的更改和补充。这种过程也是一种简单的立法过程。同时，它也可能是循序渐进的，即使立法者明确知道很快就会有第二次更改以及更改的内容，也要把这次更改作为一种过渡。这也是一种方法，因为变革应该是谨慎的，它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和历史的发展，结合过去（怎样，有何不适应的问题发生）、现在（怎样，发现了哪些待解决的问题）和将来(会怎样，对新措施效果的预测)为人们指明了新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不可忽视的是，执法、司法、守法所总结的经验，科技进步、教育进步、舆论监督等都会影响立法者的观念，影响立法水平的提高。易言之，法作为国家的主观意志，在执法者、司法者、守法者来加以运用后，法用的效果如何，效率高不高，法律关系处理得好不好，就能体现出这部法律的价值大不大，进而决定它的存在与否，更改与否和补充与否。因此，对于立法者来说，将法在运用中的各种反馈及时进行总结，是与立法本身同等重要的。
另外，善于发现和挖掘各种社会关系，使之在理论上上升为法律关系，也是不拘泥于现行法律的表现。其实，层出不穷的社会关系要统统归到法的领域来调整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随着日新月异的变革和社会关系的更替，有必要把其归结到法的领域中来，使其上升为法律规范，调整在这种关系下的人的行为。这是法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活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将某些以前没有归为法律的现象制定为法。其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对某些市场自身难以调节的问题制定了法律，对某些涉及国家统一的问题制定了法律，对某些本来属于这种法律领域的问题归结到那种更加严厉的法律领域去处理等等。这说明，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法律专家们和各界法律人士积累了宝贵的研究经验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使得运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让法律广泛服务于社会越来越成为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随着不断的实践和总结，我国的立法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而立法水平的不断提高，又为我国的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实施，以致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有力保障。


附：
作者简介：
韩维维 1979年生 女 祖籍辽宁大连
2003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