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发展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铁路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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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发展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铁路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发展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铁路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发展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铁路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铁路是国家的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和我国交通运输的骨干。铁路建设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为加快铁路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拓宽铁路建设资金渠道，要积极发展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铁路（以下简称合资铁路）。实践表明
，合资铁路是对传统的铁路建设和管理体制的一大突破，是深化铁路改革的一条新路。
合资建设铁路要坚持“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在兼顾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利益的前提下，投资各方按投资比例共担风险、分享利益；国家对合资铁路实行特殊运价，并给予其他必要的优惠政策；合资铁路公司要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偿本息和
自我积累。目前已经合资建设的铁路也要按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发展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铁路的意见》逐步规范化。国家计委、铁道部要尽快商有关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支持合资铁路的发展。
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发展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铁路的意见
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铁路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是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广泛筹集建设资金，加快我国铁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合资铁路，是指铁道部与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投资单位共同投资建设、经营的铁路路网干线和重要支线。为进一步引导、鼓励和扶持合资铁
路的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铁路建设是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共同事业。合资建设铁路要贯彻“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合资建设的铁路要服从国家统一的路网布局，由铁道部统筹规划，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跨地区和地区性的铁路干线及重要的铁路支线，都可以由铁道
部与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投资单位共同投资建设和经营。
二、合资铁路可根据国家发展股份制企业的政策，组建规范性的股份公司，负责铁路建设和经营管理。投资各方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原则，共同解决铁路建设和运营中的有关问题。
三、合资铁路在兼顾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利益的前提下，投资各方按投资比例共担风险、分享利益。合资铁路公司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偿本息和自我积累。合资铁路企业实行“以运为主，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以增强企业活力。
四、合资铁路投资，包括铁路主体工程及配套工程建设投资、机车车辆购置费、铺底流动资金和建设期间的利息支出等。投资各方可以利用资金（含自贷自还的贷款）、物资、设备、土地征用及补偿费和劳务等多种形式投入，合资建设铁路。
五、合资铁路产权由投资各方按投资比例所有，其资产和财务关系，按行政隶属关系分别纳入中央和地方渠道。合资铁路的建设资金（含贷款）分别列入投资各方的基本建设计划，建设规模原则上由国家计委统一安排。要积极鼓励利用外资建设铁路。
六、合资铁路是全国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铁道部要行使行业管理职能，加强统一归口管理，切实做好指导、协调、帮助和监督工作。铁路运输具有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特点，合资铁路的接轨、过轨、排空、接重、运量分配、设备维修等，由铁道部门商合资铁路公司制定计划，共
同落实。与合资铁路相关的通路，由铁道部门统筹规划，统一安排建设。
七、合资铁路按照保本、还贷和微利的原则实行特殊运价，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具体办法，按有关规定办理。
八、合资铁路在建设和运营初期，可适当减免税、费，国家对合资铁路在贷款方面给予优惠。具体办法，由有关部门确定。
九、合资铁路的土地征用、拆迁和安置工作，按国家《土地法》的有关规定，实行定额承包方式，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
十、合资铁路建设和运营所需的统配物资，分别由投资各方纳入国家分配计划解决。铁路专用设备、器材，由铁道部门负责供应。
上述意见，由国家计委和铁道部商有关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1992年8月11日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应对地震灾害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的通知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应对地震灾害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的通知
晋政办发〔2011〕3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厅，各直属机构：
《山西省应对地震灾害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一月六日
山西省应对地震灾害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最大限度减少遭受地震灾害的人员生命财产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山西省防震减灾条例》和《山西省地震应急救援规定》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应急救援队是指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各单位和各企业专（兼）职的应急、救援、抢险、抢修、救护、医疗、防疫、通信等各类队伍。 本办法所称调用是指地震灾害事件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抗震救灾指挥部调动使用各部门、各单位、各企业的应急救援队。
本办法所称应急救援是指应对地震灾害的抢救、抢修、抢通、防控和消除危害等应急行动。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依法组建地震灾害应急救援队。 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本级政府的地震应急预案中职责分工，依法组建具有本部门、本单位专业特色的应急救援队。
各企业要依法组建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专职或兼职抢险、抢修、救护、救援等应急救援队伍。
各应急救援队的主管人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要为其配齐救援装备、设备；在培训、训练、演练中要增加有关地震抢险救援的方法和技能，做到“一队多用，一专多能”；要为队员购买人身保险。
第四条 各部门、各单位、各企业要将各自应急救援队的基本情况、专长、抢险救援能力、队伍名称、队伍所在地址和通信联络等信息报送本级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
各市、县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汇总本行政区应急救援队伍数据和信息，并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
每年12月10日前，各应急救援队要向本级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报送本年度变化情况；以确保各级抗震救灾指挥部随时掌握各队的真实、准确信息。
第五条 为应对地震灾害紧急调用各应急救援队伍，参加本省或支援外省地震应急救援和抗震救灾工作。
（一）当本省发生5.5-5.9级地震灾害后，灾区的市辖区内各应急救援队伍要迅速做好参与救援准备；按照本市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调用命令，立即赶赴灾区现场，开展地震应急救援行动。
根据灾情和救援工作需要，省抗震救灾指挥部调用有关应急救援队进行支援。
（二）当本省发生6-6.9级地震灾害或邻省发生地震致使我省遭受破坏时，灾区的各应急救援队要立即全力投入抢险救援行动；按照边行动、边报告的原则，向本级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本队出动力量和所在的抢险救援现场情况。 灾区以外的省内各应急救援队要迅速作好参与救援准备；在接到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调用命令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各企业要立即派出应急救援队迅速赶赴地震灾区。
（三）当本省发生7级以上地震灾害后，全省各应急救援队应立即赶赴灾区，按照先行动、后报告的原则，报本级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各自主管部门、单位；各市、县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要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本行政区出动的救援力量和救援能力。
灾区的各应急救援队立即就近开展应急救援行动；灾区以外的各应急救援队根据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命令和部署，开展应急救援行动。
（四）当省外发生7级以上地震灾害后，全省各应急救援队立即做好参与救援准备；根据省人民政府的派遣命令，实施支援行动；到达灾区后服从国务院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并服从灾区省级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管理。
第六条 到达地震灾区的各应急救援队，要向负责处置本次地震灾害事件的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到，领受任务，服从其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并服从应急救援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管理。
应急救援应坚持“救人第一、安全救援、科学救援”的原则。对次生灾害应先采取控制措施，防止蔓延扩大，并尽快消除危害；尽快抢修、抢通各种生命线设施及设备功能，确保畅通。
第七条 当完成一个场点的应急救援任务后，应急救援队要向原下达任务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如有新的命令或任务，要尽快转场实施应急救援。
各应急救援队完成在地震灾区所承担的应急救援任务后，要向负责处置本次地震灾害事件的和原派出的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申请撤离，批准后，方可撤回。
第八条 参加5.5-5.9级地震灾害应急救援的应急救援队，要携带3天以上的生活必需品；参加6.0-6.9级地震灾害应急救援的应急救援队，要携带5天以上的生活必需品；参加7级以上地震灾害抢险救援的应急救援队，要携带10天以上的生活必需品。
灾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要负责各应急救援队的后勤保障。
第九条 交通部门应调集车辆协助运送应急救援队伍和装备、物资；开启抗震救灾绿色通道；准许执行地震应急救援任务的车辆在收费公路上免费通行。
公安交管部门应允许并协助执行地震应急救援任务的车辆优先通行。
各应急救援队在实施应急救援需要当地协助时，当地政府、公安部门和有关部门、单位要积极协助、支持和配合；根据应急救援行动的需要，可请求当地政府征用必需的物资、装备、大型工程机具和占用场地，使用完毕及时归还；若有损坏、灭失、损毁的，应及时告知当地人民政府。灾后由当地人民政府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赔偿或补偿。
第十条 各应急救援队撤回后，要及时总结本次应急救援行动的经验教训并写出书面总结报告，提出奖惩建议，报原下达调用命令的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
若参加抢险救援的队员有致残或伤亡的，属于公职人员的由本部门、本单位按规定给予优待、抚恤；属企业人员的报企业驻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给予优待、抚恤。
第十一条 各应急救援队参加地震应急救援行动所开支的费用，先由本部门、本单位、本企业垫支。待救援行动结束后，对所有开支和装备、设备的损耗情况进行统计，列出财务支出报表；报本级人民政府或下达调用命令的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批准，从抗震救灾专项经费中予以列支，并拨付修复与补充购置装备、设备的费用。
第十二条 当本省发生5.5级以上地震灾害后，灾区的驻军部队应边行动、边报告上级主管机关和本地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本省境内非灾区的解放军、武警、预备役等部队应立即作好应急救援准备，当接到省人民政府的请求，立即组织部队赶赴灾区实施应急救援。
解放军、武警、预备役部队在灾区应服从负责处置本次地震灾害事件的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现场指挥部的领导和指挥；服从应急救援现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管理，并由该指挥部负责部队后勤保障。
第十三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实施。各市、县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1年1月7日
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
袁 建 波*
【内容提要】 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企业因享有某种市场力量而具有的优势地位，这种地位使其可以无视竞争、妨碍竞争或排除竞争。市场份额是界定企业是否具有支配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国际反垄断实践对六种典型的滥用行为的认识不存在多大差异。我国现有的规制滥用行为法律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反垄断立法结构下的规制滥用行为立法中解决。立法应遵循一定的保护目标模式，对支配地位的界定应包括独占、突出的市场优势、寡占三种形态，兼采以市场份额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作法，对滥用行为的规定应采取“概括+例举"的方式。
【关 键 词】 反垄断 市场支配地位 滥用行为 反垄断立法
目 录
一、支配地位与滥用行为
（一）支配地位及其界定
（二）滥用行为及其形态
二、我国对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
（一）我国的支配企业及滥用现状
（二）我国对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
（三）我国规制滥用行为的法律存在的问题
三、对我国规制滥用行为立法的展望
（一）立法的保护目标及模式
（二）立法对支配地位的界定
（三）立法应确立的滥用行为及法律责任
禁止滥用和禁止限制性协议、禁止不当购并一起构成反垄断法三根支柱。基于规制滥用行为[1]在反垄断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反垄断法律完善的国家都制定有完善的规制滥用行为规范。我国尚无独立系统的反垄断法，分散在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的反垄断条款零星地包含了一些滥用禁止内容，这些规定既不完善，本身又存在许多问题。本文拟先结合西方国家、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制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对支配地位和滥用行为作一系统分析，再结合我国的支配企业滥用现状审视我国规制滥用行为的法律，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最后对我国规制滥用行为立法作一展望。
一、 支配地位与滥用行为
（一）支配地位及其界定
滥用行为的主体是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故界定市场支配地位是界定滥用行为的前提。
支配地位是企业因享有某种市场力量而具有的地位，这种力量使其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市场策略而无须过多考虑其竞争对手或购买者的反应。支配地位在美国反托拉斯法里被称为市场力量（market power），按照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其联合发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中的界定，"市场力量是指为营利而在相当长的期限内将价格保持在竞争水平以上或将产量保持在竞争水平以下的能力。"欧洲法院在United Brands一案中对"支配地位"界定为"一个企业所享有一个经济力量的地位，即通过给予其在相当程度上不受其竞争对手、客户以及最终消费者影响而自行其是的能力，能够使行为人防止或至少阻碍在相关市场上保持有效的竞争。"[2]显然美国和欧盟都是从市场力量的角度去定义市场支配地位。俄罗斯竞争法则将市场支配地位定义为："一个或若干个经济实体在一个无互替品或互替商品的市场中所占有的排他性地位，或者它是指一个或者若干个经济实体在一组互替商品的市场中所占有的排他性地位，使其有机会对有关市场中的一般商品流通施加决定性影响，或者有可能阻碍其他实体进入这一市场。"[3]俄罗斯竞争法是从影响竞争的机会角度定义支配地位的，但其表达的含义与美国、欧盟并无实质差异，即企业所具有的优势地位，这种地位使其可以无视竞争，妨碍竞争或排除竞争。
各国竞争法所确立的市场支配地位形态和界定标准不尽相同。在美国竞争法里，支配地位的形态表现为垄断（或叫独占）。在US v. Aluminum of American一案中，美国法院认为90%的市场份额足以构成垄断，60%的市场份额是否构成垄断有疑问，而33%的市场份额不足以构成垄断。而在US v. United Shoe Machinery Co. 一案中，法官还考虑了企业制定价格的行为、企业及其竞争者的金融实力、企业的学习优势、企业产品的花色品种以及企业固定需求的90%都是通过长期租赁合同受该企业控制的事实。[4]美国法院显然逐渐认识到，虽然市场份额在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垄断地位时有决定性意义，但单纯的市场份额标准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企业的市场地位。
德国对市场支配地位形态的界定和分类具有一定代表性。根据《卡特尔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支配地位包括：
--独占或准独占，即企业没有竞争者或没有实质上的竞争者；
--相对其他竞争者具有突出的市场优势，要考虑的因素有该企业的市场份额、财力、进入采购或销售市场的渠道、与其他企业的联合、其他企业进入市场所面临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限制、住所设在本法适用范围之内或之外的企业的事实上的或潜在的竞争，将其供应或需求转向其他商品或服务的能力以及市场相对人转向其他企业的可能性。
--寡头分占，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作为整体看待，处于独占、准独占或突出市场优势地位，它们之间又不在实质上的竞争的话，它们也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卡特尔》法第十九条采取了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方法，这无疑对反垄断机构减轻证明责任有利。该法规定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下列标准，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一个企业占有三分之一以上市场份额；
--三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市场份额或五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份额，除非它们能证明彼此间能展开实质上的竞争或总体上不具有相对其他竞争者的突出市场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修订以前的《卡特尔法》对推定支配地位有销售额的最低要求，修订后则取消了相应规定。[5]
匈牙利、韩国、俄罗斯等国竞争法也有关于以市场份额推定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其中，俄罗斯的规定具有两点特色：一是将市场份额与证明责任相联系，即市场份额超过65%的企业负有证明自己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责任，而企业的市场份额低于65%时，证明其具有支配地位的责任在于反垄断机构；二是明确规定企业的市场份额低于35%时不能视为是支配性的，这种明文规定支配企业市场份额下限的作法在其他国家竞争法中是不多见的，但与经济合作组织拟定的《竞争法的基本框架》所推荐的35%的比例是一致的。
从上述国家的法律规定或司法判例来看，市场份额无疑是界定企业是否具有支配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关于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还涉及到一个“市场”的确定问题，韩国《限制垄断和公平交易法》将其称为“特定交易领域”，并解释为“在按交易客体、交易阶段或交易地区进行分类后，存在竞争关系或者能够形成竞争关系的领域”，所谓的“交易客体、交易阶段或交易地区”其实就是学者著述中所指的产品市场、时间市场、地域市场的问题，鉴于这些著述已对市场问题有过详细论述。笔者这里不再赘述。[6]
（二）滥用行为及其形态
滥用行为，简言之，就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不正当地利用自身优势，并实质性地限制或排斥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纵观各国反垄断法，有的对滥用行为的规定比较概括抽象，有的明确列举了数种典型的滥用行为，但不管采用何种体例，实际操作中对以下六种滥用行为的认识并不存在多大差异，笔者将结合外国、国际组织和我国台湾的竞争法分别予以阐述：
盘剥购买者。其中最典型的又是索取垄断高价和剥削性的交易条件。处于独占地位的支配企业，极可能向市场提供比它实际可能生产数量少得多的产品，而索取与其生产成本相比非常不合理的垄断高价，或者提出种种获取不正当好处，置交易对方于不利的交易条件，其目的可能在于维持垄断地位，或者仅为在无竞争的压力下轻松获取剥削利益。一些国家反垄断法的设计立足于取代不存在的竞争机制，故要求独占企业必须按照竞争条件下的行为模式行事。如德国反垄断法禁止支配企业提出与其有效竞争下理应存在的报酬或其他交易条件不相符的报酬或其他交易条件。我国台湾地区竞争法禁止支配企业“无正当理由，使交易相对人给予特别优惠”。可以认为，禁止索取垄断高价制度设计主要是基于对购买者（包括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不是基于对竞争机制的保护。因为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支配企业索取垄断高价，必然刺激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从而打破其独占地位。正因为如此，在Berkey Photo v. Eastman Kodak案中，美国上诉法院认为即使利用了独占力量，过度定价也不是自然反竞争的，反而认为其具有促进竞争的效力，因为"（对独占者而言）保证其独占地位受到挑战的更好的方法，可能是尽其所能地贪婪他获取最高价格。"只有在独占力量是通过反竞争手段获取或维持时，过度定价才被认为是违法的。[7]美国法院的观点显然忽视了独占企业的剥削行为对消费者带来的巨大损害，与其反托拉斯法对消费者的保护宗旨不甚符合，同时，也将市场的灵敏度理想化了，新的竞争对手进入将面临资金、技术及其他市场障碍，同时独占企业也绝不会任由竞争者进入市场而坐视不管，比如它可以转而实行掠夺性定价阻碍竞争者进入。撇开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产品价格要高到什么程度才算垄断高价的问题，确实困扰着反垄断机关。仅管学者们从理论上提出了空间上比较、时间上比较、成本与合理利润比较诸方法，[8]但实践操作起来相当难，无怪乎有人说西欧国家几乎都有这样的案子都败诉了[9]。但是不管怎么说，有那么多国家都始终坚持在反垄断法中规定禁止索取垄断高价。
掠夺性定价。掠夺性定价是指支配企业以排挤竞争对手或阻止新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连续地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支配企业通过掠夺性定价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后，可以通过索取垄断高价来弥补短期损失。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规定“相对中小竞争者具有市场优势的企业”“并非临时性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供应商品或劳务”，构成对中小企业的不公平阻碍。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竞争法均禁止支配企业不正当地确定、维持或变更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掠夺性定价当然属于不正当定价的范畴。波兰反垄断法则将“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归于“对价格形成实施不正当影响”而予以禁止。认定掠夺性定价的前提是确定企业的成本。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的成本分别是生产成本和购货成本加上销售费用。生产企业随产量变动而变动的成本，在一定时期内单位产量的平均值，叫做平均变动成本（AVC）。平均变动成本加上平均固定成本（AFC），构成平均总成本（ATC）。由于产品的平均边际成本（AMC）难以计算，通常依据与其接近的平均变动成本为标准判断企业定价是否构成滥用。如果产品价格低于平均变动成本，或者虽高于平均变动成本，但低于平均总成本，且支配企业具有排除竞争者的目的，即构成掠夺价[10]。如果在不存在市场障碍的情况下，支配企业虽将竞争者逐出市场，其索取垄断高价的行为又会刺激竞争者重入市场，其收回因掠夺价导致的损失的算计面临危险。所以美国法院在依据《谢尔曼法》第2条确定被告行为是否构成掠夺定价时，要考虑竞争者被逐出市场后是否面临进入障碍，支配企业是否有维持超竞争价格、收回损失的可能性。笔者比较赞同美国法院的观点，如果企业实施掠夺性定价时根本不具有收回成本的合理预期，只能解释为毫无意义的扰乱市场的行为，这种行为属于价格监管的范畴。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认定掠夺性定价时，各国一般允许企业以合理的理由作为抗辩。如果企业的降价行为是为了扩大影响、促销、处理积压商品等合理原因，则不应判定为滥用。
搭售。搭售是指支配企业要求交易对方购入本交易所含商品或劳务以外的商品或劳务。俄罗斯竞争法规定支配企业“在契约中包含有关其他当事人（消费者）不感兴趣的商品的条款时，才同意签订契约”的行为构成滥用。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发布的《不公正的交易方法》、法国《公平交易法》分别明确规定搭售行为属于不公正的交易方法和搭售。判断支配企业的搭售行为是否构成滥用。一般应考虑以要件：（1）支配企业要求交易对方一并购入的商品或劳务与交易契约中的商品或劳务是否具有区分性；（2）该搭售是否具备合理的理由；（3）该搭售是否带来反竞争的后果。在我国台湾地区，依"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见解，在判断是否符合搭售行为的构成要件，应考虑下列因素：[11]
--至少存在两种可分的产品。判断两种产品是否可分，则又要考虑下列因素：（1）同类产品的交易习惯；（2）该二产品或服务在分离时是否仍有效应价值；（3）该二产品或服务合并包装、贩卖是否能节省成本；（4）出卖人是否对该二产品分别指定价钱；（5）出卖人是否曾分别贩卖该二产品。
--须存在明示或暗示的约定，买受人无法自由选择是否向出卖人同时购买搭售与被搭售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