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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量刑与量刑公正

王 延 安
（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电脑量刑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对人脑量刑的失望和对量刑公正的渴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电脑量刑只是一种辅助工具。我们更应该思考人们对其寄予厚望的深层原因，加快法治改革的步伐，切实保障法官权威，努力提高法官素质，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关键词】电脑 量刑 公正
【Abstract】The advent of“ Measurement of Penalty by Computers”reflects the disappointment to the measurement of penalty by human brains and the eager to justice of the measurement of penalty.But it is only an auxiliary measure.We should take the inside cause of so much hope from the people into account , accellerate the pace of the justice reform, safeguard the dignity of the judges, enhance the capability of the judges,realize the goal to be ruled by law.
【Key words】Computers Measurement of penalty Justice
据2006年8月2日《法制日报》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06年3月开发研制出了一套电脑量刑法律软件，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同案不同刑的问题。法官在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后，只需将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入电脑，几秒种后，电脑就会根据储存的法律条文，对被告人做出适当的量刑，量刑结果可以精确到日，从而实现了量刑的数字化精确化。无独有偶。2007年3月，武汉大学法学院赵廷光教授在《湖北警官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论“电脑量刑”的基本原理》，全面论述了其“从1987年开始研究量刑公正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问题，经过16年的艰难探索，饱尝困惑与失败的痛苦，在部分博硕士研究生不同程度的参与下，终于攻克了被称为世界难题的量刑偏差，成功地完成了人工智能软件《辅助量刑系统》的研制，较好地实现了量刑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从而使宣告刑具有可预测和重复验证性。”在赵廷光教授的《辅助良性系统》的研制报告中，称之为“解决一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电脑量刑的出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既有欢欣鼓舞之声又有质疑讨伐之音。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不同的声音中辨证地看待电脑量刑这一新生事物，更应该从其背后隐含的深层社会问题进行反思，最终从根源上解决量刑不公问题。
一，不同的声音。
1．赞成的。对于电脑量刑寄予重大期望的人认为其具有以下功能：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高审判效率、实现司法公正。例如，“电脑量刑是信息化在司法审判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客观要求。” “就规范化量刑而言，其利主要在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小量刑上的随意性，防止因个人因素造成的量刑失衡问题。” “从电脑量刑的权力设计来看，法官放弃大多数的自由裁量权，只保留极小的一部分（量刑幅度不超过6个月），把履行公正的义务交给电脑判断，最大可能挤压缩小法官营私的空间。从审判效率来看，可以弥补法官人数法律素质的不足，在目前阶段法律教育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正好承担起补充的作用。然而，更为重要的，应是电脑量刑从技术支持上，所赋予审判民主的斑斓色彩。”
2 ．质疑者认为，电脑量刑无助于公正效率之实现和法官素质的提高。例如，有学者认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为适应司法改革对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但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却是完全背离了这一要求。” 季卫东教授认为，“假如这样的初级系统软件只被当作审判的辅助性工具，只在有限的范围内用于减轻检索负担以及避免疏漏，那倒也无可厚非。但一旦真要法官们据此形成判决，就难免会遗患无穷。” 也有学者对电脑量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甚至有学者明确指出：电脑量刑，本身就是违宪！
二、辨证看待电脑量刑。
1．电脑量刑的优点是，它可以缓解目前我国审判实践中由于法官素质整体偏低和外界不当干扰所出现的量刑严重不公的司法现状，满足了社会对司法公正的热切渴望。首先，它有助于避免因法官素质而导致的量刑严重偏差，减少同一案件由不同法官审理出现重大差异的现象，实现我国刑法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其次，电脑量刑可以有限地排除外部力量对司法权的不当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量刑程序中的暗箱操作,以期解决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人情案、关系案问题。
2．电脑量刑的缺点在于它的机械性有余而适应性不足，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不符合案件裁判的客观规律。研究电脑量刑的初衷是通过细化各种量刑情节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实现量刑的公正。而现实生活的千姿百态和具体案件的形形色色又决定了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要。首先，法律的规定是有局限的。无论立法者考虑的多么周全，立法技术怎样完善，都不可能制定出完美无缺的法律。其次，语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车”这个词，在不同年代、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量刑是人民法院在定罪的基础上，权衡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或适用某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判处何种刑种和刑度以及是否现实执行某种刑罚的审判活动。只有法官才是这一审判活动的主体。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法官只有根据职业理性，将具体案件与法律规定联系起来，才能作出适当的判决。同样是故意杀人，杀人动机有仇恨、嫉妒、愤怒、谋财等，杀人情节有一刀致命、连砍几十刀、或者焚尸匿迹等，被害人有生人、熟人、朋友、亲人等，电脑不能代替人脑进行理性思考并基于社会生活经验作出判断。电脑量刑是建立在对法官不信任的基础上，它限制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也剥夺了法官的意志和理性。尽管可能暂时缓解法官整体素质偏低的现实困境，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培养法官的惰性，不利于法官队伍的成长。
三、电脑量刑背后的深层问题。
作为出现在社会转型期并被寄于重大期望的新事物，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不容乐观的司法现状所催生出来的一个特殊产物，反映了社会对于司法改革的强烈渴望。长期以来，刑事审判中的量刑畸轻畸重，殉私枉法，超期羁押，甚至冤假错案，让人们对于法律的公正感到困惑与无奈，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形象。量刑不公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因审判人员素质不能公正，也有因受外界影响不愿或不敢公正。
1．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办案效率低下。“三盲院长”“舞女法官”，“法官打律师”等荒诞现象，也屡屡击中了我国法官素质普遍偏低的软肋。过去我们一直把法院作为专政机关，大量复员转业军人安置进入法院成为法官，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法学教育，只是接受短期培训，难以适应事关剥夺公民人身财产甚至生命的刑事审判工作。在实行法官资格以后，虽有改进，但在中级及以下法院，法官法律素质较低仍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偏远的中西部地区尤为严重。据统计，到2002年，我国法官队伍（具有审判职称者）已有21万之巨，堪称世界之最，大约每6000人中便有一名法官，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大约11万人中有1名法官、日本4．3万人中有1名法官相比，我国法官的人数实在太多了。 以人均办案数量来比较，美国法官每年的平均办案大约在300-400左右，几乎每人每天可以审结1个案件。而我国法官人均结案率是21件。 大量低素质法官决定了量刑不公的必然现实，而审判委员会的监督的长期有效性更能验证这一点。
2．司法不公，冤假错案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动摇了人们对法官判决的信心，加深了人们对公正量刑的期盼。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因司法裁判不公而引起的大量申诉和上访，既增加了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消耗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损坏了我国司法机关的形象，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电脑量刑正好以其表面上的公正无私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
3．法官管理的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倾向使法官和法院的审判独立难以保障。在法官管理上，一直沿用与行政机关类似的等级服从制度，法官套用的是行政机关的职称体系，如处级法官，科级法官。同时，法院内部的院长，庭长等对法官处理案件过程享有制度化的干预权力，案件结果要经过领导层层把关。这种等级服从制度违反了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强化了位阶高的法官对其下属法官的影响力，不利于亲自审理案件法官作出独立的判断。在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出现了下级法院处理具体案件时先向上级请示的情形，使两审制流于形式。地方保护主义是司法地方化的必然恶果，因为地方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府，必然要为当地经济“保驾护航”。正如汉密尔顿所说：“对于人的本性来说，对于人的生存权有控制权，等于对人的意志有控制权。”
四、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出路在于司法制度的改革。
1.真正提高法官素质。司法裁量的主体只能是人，是高素质的法官，电脑永远不能代替人脑。正确量刑的前提是准确定罪。如果定罪不准，量刑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准确地认定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等需要法官根据案件不同情况，运用法律思维方法得出适当判断。例如，被告人张三因为某老板长期拖欠其工钱不给，就把老板八岁的儿子哄骗到外地。由于平时张某和小孩关系较好，经常给他买东西，小孩很愿意跟着。接着，张三打电话告诉老板要求付给工钱。老板说他的孩子正没人管，也不会给付工钱。后来，干脆电话也换了。张三没办法，只得领着孩子打工。直到有一天，公安人员在工地将其抓获。在本案中，张三行为的定性是正确量刑的前提。公安机关依其构成绑架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依其构成非法拘禁罪提起公诉。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张三的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从表面看，这三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同的罪名有不同甚至差别很大的法定刑。根据刑法规定：绑架罪的法定刑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最高可处死刑，非法拘禁罪的最低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拐骗儿童罪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因此，如果司法人员没有专门的法律职业技能，不能正确判断案件的性质，无论电脑的功能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保证量刑的公正。至于像佘祥林等的冤假错案，就算电脑把刑期精确到了天数，也无法保证法律的公正。在当今的中国，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远比改进电脑量刑系统软件技术更为紧迫。
2 .要逐步实现法官职业化，树立法官权威。人们选择法律作为社会控制和实现正义的工具，体现了对文明和进步的不懈追求。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官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一位德国法学家所说：“法官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凭借于法官而降临尘世。”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的眼里，身穿猩红色法袍，头戴卷曲假发的法官代表了法律的权威，令人不无敬畏。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由行政长官兼理审判事务，法官管理的行政化模式，致使我国的法官缺乏必要的权威，甚至沦为地方党政机关的 附庸。许多当事人对法官的判决的公正性缺乏必要的信赖，这也是颇具中国特色“执行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树立法官权威是否与我们提倡的反对人治实行法治相矛盾呢？我国学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法治国中法官权威是一种制度化权威，是法官个人人格的制度化，而不同于个人的权威。在法治社会中，法官权威不是指法官个人的权威，而是指作为职业的权威。法官权威的基础是法官的独立。因为相对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是权力最弱的一个。“在分权政府中，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而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司法部门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与其它两者不可比拟。司法部门绝对无从反对其它两个部门，故应要求使它能以自保，免受其它两方面的侵犯。” 尽管我国没有实行三权分立，但是西方长期的法治化历史经验和成熟的法治制度却值得我们借鉴。如果法官受制于政党或政府，听命于上司或上级，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就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适当的判决。这样的判决也得不到当事人的信任和社会的认可，即使判决实际上并没有错误。无数经验表明，在不独立的情况下，法官的不当裁判极容易发生。因此，西方发达国家非常强调法官的独立地位 ，不但确立了法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独立地位，而且建立了包括不被随意免职、高薪等身份保障制度。德国一学者曾对法官独立的内容列举了八项：第一，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之各种势力；第二，独立于上级机关；第三，独立于政府；第四，独立于议会；第五，独立于政党；第六，独立于新闻；第七，独立于国民之声望；第八，独立于自我、偏见及激情。 在当前的中国，影响法官独立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大、政府、法院内部和党委的干预 。如何通过司法制度改革，建立职业化的法官队伍，正确理顺法官与法院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确保法官意志不变成长官意志、法律不沦为权力的工具，从而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依法治国的目标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有保障。
结语：电脑量刑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对当前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中量刑不公问题的强烈不满，从对人脑量刑的失望转向电脑量刑公正的无限期待。电脑量刑尽管具有一定的优点，但是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我们应该看到背后的根本问题并认真思考解决它的有效办法，切不可本末倒置，认为电脑可以代替人脑 、量刑软件的开发研制可以比司法制度的改革更紧迫更能保证法律的公正。

参考文献
1 孙笑侠等著：《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张文显、信春鹰、孙谦主编：《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赵廷光 ：《论“电脑量刑”的基本原理》，载于〈〈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登记在不动产交易中的问题研究

商月怀 屈文生


摘 要 登记涉及的理论和实务很广泛，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须经登记。登记制度在不动产物权交易中，对交易的动与静的安全保护起着协调作用。登记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效力又是公私法的交错协力。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保护了动的交易安全，登记错误则旨在维护静的权利。登记错误也因此产生了时效的问题。
关键词 登记 不动产物权 效力 登记错误 请求权时效
A Study on Registration in Real Property Transaction
Abstrac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concerning registration system are comprehensive and registration must be recorded in the course of real property title changing. Registration system plays a coordinative role to the dynamic and static safety of the transaction. The effect of the registration in the real property title changing is a unite effort of private law and public law. The doctrine of public notice safeguards the safety of transaction, while the registration mistake system protects the static right. Registration thus generates a problem of limitation.
Key Words: registration; real property title; effect; registration mistake; claim limitation
在民法物权的变动中，不动产物权变动须登记，动产物权须交付。不动产物权的得丧变更，关系至巨，作为国家公权利——登记在交易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由于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制度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这里围绕着以下设例，阐述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制度中的三个问题。
乙擅自将租赁的甲所有的房屋A与丙签订买卖合同，并于买卖合同成立后，进行了不动产所有权移转登记，将房屋A登记于丙的名下。
在本例中我们试提出以下问题：
1、登记制度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效力；
2、登记错误的责任；
3、登记的请求权时效问题。[2]
一、登记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效力
登记一般认为属于行政许可或者行政确认。登记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的，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依相对人申请，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涉及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等方面的法律事实予以书面记载的行为。[3]
1、比较法研究
在罗马法及继受罗马法系国家，对不动产物权的变动，都采用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作为公示、公信原则的基础。但是，根据不同的立法背景，大陆法系的国家对登记制度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模式：
○1法国主义。即登记不是不动产物权变动契约的成立或者生效要件，变动仅须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已足，是否登记由当事人自主决定，若登记则仅产生对抗效力。故又称之为意思主义。在这种立法例下，债权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合二为一，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不严格区分。此种法国的立法例，与法国当时制定民法典时，崇尚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潮有关。登记作为国家的公权的行使被严格排斥在民法之外。另外日本也采用这种立法模式。
○2德国主义。既登记是在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外的法定形式，是不动产物权契约成立或生效要件。德国民法采用，又称为形式主义。此种立法例严格区分物权与债权行为（分离主义），在债权合意之外，另须作成物权合意，并且须履行一定的法定形式——登记（公示原则），始发生不动产物权的变动。此种德国立法例，与德国当时的立法背景也是相关的，德国是在继受日耳曼法和普通法的基础上，并且在历史法学派理论的影响下，于德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背景下，借鉴了法国的民法典，制定了德国民法。尤其在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上，深受日耳曼法和德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
○3折衷主义。既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形式，是契约成立或者生效要件，但是在物权和债权行为上不作区分。也即是只要做成一个债权契约，不须在债权行为外另作成物权行为。此种法例折衷了法国主义和德国主义，瑞士采用之。[4]
登记作为公示方式，一般会产生了公信力和推定力，但是这在各国立法例又有不同。比如日本，采用登记形式主义审查方式，登记簿上的登记一般没有公信力，虽然登记也产生推定力，但是这种推定力不影响真正的权利人[5]。而另一些法例则认为，登记簿上的登记产生了绝对的公信力，并产生推定力，以保护第三人的利益。
2、登记的效力
从以上看出，不动产登记与物权制度有紧密的相关性，物权独立性和无因性是产生分歧重要的因素。在这里，物权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离我们的论题就远了[6]。但是，无论是否采用这种理论，就目前大多数罗马法系国家来说，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多有登记制度。在我国，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也采用的是登记公示。但是，考察以上各国对登记是契约的成立要件，还是生效要件，或者对抗要件有着不同的观点。
○1对抗要件。这种立法例为法国、日本等国家采用。登记不影响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在当事人作不作成登记，由当事人申请。但是不登记并不影响不动产物权契约的成立，只是不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例如在日本，登记也不产生绝对的公信力。
○2成立或者生效要件。这种立法例的国家有德国、瑞士等国家，我国台湾也采用这种立法例。也既是在当事人没有作成登记前，不动产物权不发生变动。只有当不动产物权进行变动登记后，始发生物权的移转，所有人始取得不动产所有权。在这种模式下，又有登记为契约成立要件说和生效要件说两种观点。生效要件说主要认为，登记系行政法上的公法行为，而契约系民法上私行为，法律行为的作成只要符合私法上的要件即可[7]。但是，在这里，生效要件和成立要件的区别意义，在物权理论下可能不大。不过为了严格的在民法贯彻公私法的传统界限，把它作为生效要件可能在理论有意义。
就以上采用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制度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采用○2这种立法例。登记作为一种公法上的行为，具有什么样的效力？一般而言，作为国家的公权力，通常享有绝对的效力。多数国家赋予登记行为绝对的公信力，并因此在法律上产生绝对的推定力，这就是物权上公信原则[8]。其为了保护因信赖登记的第三人的利益而设。
二、登记错误的责任
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对保护不动产交易中的动的交易安全起着外部的表征作用，使当事人的交易迅速，安全，奠定了一套不动产物权的信用制度基础。但是登记也有与事实不符合的情形，既登记错误。登记错误包括登记机关的错误，也包括当事人造成的错误，以及因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所为的虚假意思表示。
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法律上规定一项权利（力）措施，就会设定一种预防救济的措施。为了保护真正权利人的利益，考虑到平衡不动产物权交易中动与静的安全，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登记错误，各国采用以下的立法例。一、事先的审查制度，比如采用实质审查登记形式；二、事后的补救措施，即是对于真正的权利人进行事后的救济。由于事先的审查制度要求实质的审查，费时费力，对于交易的迅速有影响，而且公法行为对私权有过多干涉之嫌；而事后的审查制度则更符合私法的原则。因此，大多数国家采用这种方式[9]。
登记错误的责任一般各国采用以下三种方式救济。1、国家赔偿制度，德国、瑞士等国家采用这种制度。我国的台湾也采用这种立法例。因为登记属于行政行为，按照行政程序进行救济，或者通过行政诉讼进行救济。但是在台湾，须在登记费用中提存10%作为登记储金[10]，这与下面谈到一点相似；2、保险基金制度，英、美国家采用之。既是在登记手续费用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作为保险基金的制度。3、侵权损害责任，即是由侵权行为人负赔偿责任。这是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救济。
各国在登记制度中的登记错误责任立法例，都是值得借鉴的模式。但是，一种制度的有效运行须与配套的制度并行，并且他的实行理由应该是符合历史的，而不仅仅是逻辑的。因此，在借鉴外国的模式时，本国的现实是必须考虑的。在目前，我国没有在这方面的先例，根据登记行为是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我们可以借鉴国家赔偿的制度，建立我国的登记错误责任的基础，并且可以借鉴英、美的制度，交纳一定的费用作为基金。
三、登记产生的请求权时效制度
不动产物权变动须经登记，因登记产生的请求权会不会罹于时效呢？如果罹于时效，那么又如何来确定时效的长短呢？或者说根据什么法律规定？在私法上，这里的请求权基础[11]可以存在于物权、债权以及侵权行为法中；另外，由登记产生的请求权基础还有可能存在于公法中。那么因登记产生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呢？
1、请求权基础在行政法中。登记错误而产生的请求权，产生了国家赔偿的义务，这里的请求权由于行政违法行为引起的，其产生的请求权适用国家赔偿法上的诉讼时效制度，即时效为两年（《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
２、请求权基础在私法中。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或者成立要件），登记是契约生效（或者成立）的一个要件，所有人有义务将不动产物权进行变动登记，不进行变动登记的，不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在形式主义立法例下，当契约双方作成债权合意时，债权契约成立，另须作成物权契约合意，并经过登记方完成不动产物权的交易。如果债权契约不成立，或者物权契约的意思表示错误使不动产物权变动不能，其产生的请求权与登记无关。当契约双方作成债权契约和物权合意时，却没有进行登记，其买方当事人（包括已经取得占有）还没有取得不动产物权，所有权仍然属于卖方当事人。此时产生的请求权原因在于物权契约，登记作为物权契约的一部分（物权合意是另一部分），没有登记则物权行为还没有完成，其请求登记应该不罹灭于时效。但是债权契约将罹灭于时效（我国为２年《民法通则》第135条），当债权时效完成以后，此时，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物权合意仍然有效，但是其不动产的移转后又会产生不当得利的债权（另有不同学说观点认为产生物上返还权——物上请求权，一般认为此也罹灭于时效，但此与登记也无关），它也将罹灭于时效（我国为２年《民法通则》第135条）。也就说，当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债权契约罹灭于时效时，其物权契约仍然有效，但是又产生了新的债权——不当得利——此与登记无关，将罹灭于时效 ，或者产生物上返还权，通说也认为罹灭于时效。在折衷主义立法例下，登记是成立（或者生效）要件，但是其没有严格的独立出物权契约，因此登记的时效将随同债权罹灭。在意思主义的立法例下，登记属于对抗要件。
在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存在着这方面的法律漏洞，但可以肯定的是由登记产生的请求权将罹灭于时效。从上面的不同的立法例可以看出，不同的立法模式下，登记引起的请求权基础是不一样的，适用的时效规范也不一样。对于我国来说，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物权法，或者财产法，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参考外国的立法模式，比较以上立法例，我认为借鉴折衷主义的立法例，较符合目前我国的法制状况。
四、结论
综合以上的论述，具体的结合前文提出的案例，做如下的分析。
首先如图示：
　　　　　　　　 债权契约
　　　　　　　甲 乙　　　　　　　
　　　　　　　　　　　　　　
　　　　　　　
　　　　　　
Ａ（房屋）　　　　 丙　　　
1、甲与乙之间为房屋租赁契约，属于债权行为，甲移转A占有于乙（直接占有），乙为有权占有A，但无对A的处分权。（《合同法》第十三章 租赁合同）
2、乙与丙之间为不动产买卖契约。在形式主义立法例下，须作成债权契约、物权合意和登记。在意思主义立法例下，只须作成一个不动产A买卖契约，可以作成登记以生对抗效力。在折衷主义立法例下，也只须作成一个不动产A买卖契约，但另须作成登记。在形式主义立法例下，债权契约有效，物权契约无效，登记错误，此时，丙对A的占有构成不当得利，产生不当得利请求权（另有学说认为乙对丙产生物上返还请求权）（我国时效为2年《民法通则》第135条，以下同）。折衷主义立法例下，契约无效，登记错误。我国现行的法律比较接近于折衷主义模式，可以认为此时登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