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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一审民商判决书中的几个问题——兼评一起经济纠纷判决书的制作/吴庆宝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19:48:10  浏览:8199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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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一审民商判决书中的几个问题——兼评一起经济纠纷判决书的制作
吴庆宝

  如何制作高水平的民事判决书,已经成为民商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对一起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的评析,就如何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以及当前制作民事判决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各位同仁参阅、指正。
一、关于部首和案由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1997)湘法经一初字第14号
  原告(反诉被告)长沙铜铝材厂(以下简称铜铝材厂)。
  法定代表人邓楚平,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文可立,该厂职员。
  委托代理人贺汉芳,该厂法律顾问。
  被告(反诉原告)长沙城市合作银行金城支行(原名长沙市金城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金城支行)。
  代表人陈亚军,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查建国,湖南泓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长沙市新兴建筑安装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闽生,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立军,长沙市涉外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湖南省中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阳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伯辽,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伯林,湖南君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铜铝材厂诉被告(反诉原告)金城支行无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铜铝材厂、金城支行、新兴公司、金城支行代表人,中阳公司委托代理人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结。
  该民事判决书部首部分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是:当事人(原告、被告、第三人)后未加冒号,在当事人名称之后应为逗号,而非句号;还应写明各当事人的住所地。关于当事人的简称,不宜在部首部分注明,应在案由部分或案件基本事实之前,当事人起诉与答辩或陈述意见时予以注明;在写法上,有的法院写为“以下简称”、“下称”、“简称”、等,从习惯和写法统一方面考虑,写为“以下简称”更好一些。在审查一些法律文书时还发现,有的法院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写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这种写法是不妥的。如果该“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应写“董事长”;如果“总经理”为法定代表人,则应写“总经理”。试想,如果该法定代表人有七、八个职务,甚至更多头衔,是否也都写上?显然是不行的。
  在写案由时,不论写的是原告人起诉的案由,还是法院经审理后确定的案由,均应当简明扼要,无须面面俱到。比如,借款合同纠纷,只须写成“借款合同纠纷”,不应写为“无效借款合同纠纷”,或“借款合同欠款纠纷”之类。在本案中,法院将借款合同纠纷写成“无效借款合同纠纷”显然是欠妥的。另外,写当事人、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应当写明各方当事人具体什么人、以什么身份参加了诉讼。该文书中“铜铝材厂、金城支行、新兴公司、金城支行代表人”中的“代表人”的写法指代不明确。
二、关于原告起诉与答辩
  铜铝材厂起诉称,一九九五年四月,我厂多次向新兴公司追索欠款,新兴公司称已与中阳公司组织了二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金城支行同意按65%的存入比例放贷。要求我厂担保。后金城支行因对新兴公司借款不放心,提出必须由我厂签订借款合同,否则不贷,我厂被迫同意,但声明此款只是借用我厂名义贷给新兴公司,并由该公司负责归还。五月十一日,我厂在与金城支行的借款合同上盖章,并随之办理了抵押手续,中阳公司则在担保人栏内盖章。正式办理放贷转帐手续时,金城支行提出自己没有一次性放贷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要求我厂以下属单位名义假立借据。我厂只好照办。立据当日一千三百万元转入我厂帐户,同日又转到新兴公司帐号。该公司当天还我厂四百万元,分贷给中阳公司一百八十万元。借款到期后,新兴公司多次与金城支行联系,要求延期,并两次出具还款计划,但未执行。我厂认为,金城支行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迫使我厂代融资者签订借款合同,以达到转嫁风险的目的,且在操作上弄虚作假。借款合同不是我厂真实意思表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请求:确认借款合同无效;由第三人返还金城支行借款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
  金城支行答辩并反诉称,九五年五月,我行与铜铝材厂签订借款一千三百万元的合同,因我行按规定不能一次发放,经与铜铝材厂协商,该厂提出以下属五个单位名义借款,但实际仍将款进铜铝材厂帐号,并由该厂偿还。为此,双方还订立了“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我行与铜铝材厂下属五单位订立合同后,分五次共放贷一千三百万元。同时在与铜铝材厂签订的合同上约定与其下属五单位签订的合同无效。然而贷款到期后,铜铝材厂至今未偿还贷款本息,虽经多次催促,但无结果。现铜铝材厂忽然起诉,声称此款是新兴公司借款,并捏造事实,混淆是非,企图与新兴公司、中阳公司恶意串通,来损害我行的利益。我行认为,我行与铜铝材厂的借款关系明确,因此反诉请求:铜铝材厂立即偿付金城支行借款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中阳公司陈述意见称,铜铝材厂诉称分贷一百八十万元给我公司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理由。中阳公司从未与谁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既不存在欠新兴公司的钱,也不存在欠铜铝材厂一百八十万元的问题。铜铝材厂无权提出由第三人返还金城支行借款的诉讼请求。
  新兴公司未作正式陈述。
  原告起诉、被告答辩与反诉,基本将案件前因后果陈述清楚,但在一些内容的写法上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写年、月、日与款项数额时应当采用阿拉伯数字,包括在后面的基本案情和判决主文中,均存在这样的问题。第二,在标点符号的用法上,例如“铜铝材厂起诉称,……金城支行同意按65%的存入比例放贷。要求我厂担保。”本来两句话中间应当是逗号,表达连贯的两层意思,却因分成完整的两句话,使得理解时可能产生歧义。或使意思表达断断续续,缺乏逻辑性。第三,年、月、日写法应完整。象金城支行答辩并反诉称,“95年5月”这种表述过于简化,毕竟法律文书不是流水帐,也不是随意聊天的记载,不该省略的地方还是应当追求完整的,比如写成“1995年5月”。第四,关于“新兴公司未作正式陈述”的写法。那么新兴公司是否作过非正式陈述?参加庭审时有无口头陈述?如有口头陈述,亦应写明:“新兴公司在庭审时口头陈述称,……”。在审查中发现,有的法院因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即称该方当事人未作答辩,而事实上,该当事人不但后来提交了答辩状,而且在开庭审理时还有具体的陈述意见。这种写法实际上是无视当事人书面与口头上的意见,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笔者认为,只要当事人提交了答辩状,或是庭审时有口头陈述,或有律师代理词,法院均应如实将该当事人的意见予以体现出来。只有当事人确实未写答辩状,也未出庭,没有任何书面与口头意见的,法院才可称该当事人未作陈述。
三、关于案件基本事实
  经审理查明,一九九五年四月,铜铝材厂因生产急需,要求新兴公司尽快付清拖欠的拆迁补偿费。新兴公司称,已与中阳公司共同组织资金二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该行同意按65%的比例放贷一千三百万元,并要求提供可靠担保。后因金城支行对新兴公司信誉有怀疑,而要求铜铝材厂出面借款,并由中阳公司担保。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一份借款一千三百万元的合同,月息14.64‰,逾期加收20%罚息,期限九个月。铜铝材厂以自有房产作抵押。中阳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五月二十二日,铜铝材厂以自有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金城支行因没有贷款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要求铜铝材厂以下属五家企业名义分别签订借款合同。铜铝材厂表示同意,即以其下属板材分厂、铜城宏运服装厂、长沙市蓉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铜城实业公司、劳服公司综合工厂的名义签订了五份借款合同,并分别办理了五份借款凭证(借款副本)。与此同时,金城支行于5月26日与铜铝材厂办理了1300万元的借款凭证(借款副本)。金城支行在与铜铝材厂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上注明“此份借款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其附件五份……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尔后,金城支行分5次将1300万元付到了铜铝材厂在该行的存款帐上。新兴公司分别于5月22日、23日、25日、26日向铜铝材厂出具了4份总额为1300万元(分别为202万元、364万元、390万元、344万元)的收据。之后,铜铝材厂留下400万元作为新兴公司的还款,分4次付给新兴公司850万元。剩余50万元,后被金城支行扣收了利息。新兴公司收款后分两次付给中阳公司共160万元。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可延长2个月。借款到期后,铜铝材厂并未按约归还分文。1996年5月、1997年4月,新兴公司先后向金城支行出具了两份还款计划。新兴公司与铜铝材厂就归还借款之事进行过协商。金城支行、铜铝材厂、新兴公司三方也进行过协商,但均无结果,至今未归还分文。
  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付款、收款凭证、庭审笔录等予以佐证。
  案件基本事实部分既要写明原告起诉的基本事实,又要写明经法院查证以及当事人质证后没有异议的基本事实。对于有争议、当事人举证又不能证明的事实,法院应当如实介绍清楚,但不应同时作出自己的结论。应当围绕争议焦点,叙述对解决争议有直接关系的证据和事实,为法院的审理和判决打下基础。本案基本事实并不复杂,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也是很集中的,围绕着借款本息应由谁还,展开介绍借款背景、借款过程、款项使用情况,以及后来协商如何还款等。但是,这份判决书的事实部分看起来有些零乱。笔者认为可采取下面这种写法,使事实部分的条理更清楚。
  经审理查明,1995年4月,铜铝材厂因生产急需,要求新兴公司尽快付清拖欠该厂的拆迁补偿费(?元)。(×年×月×日),新兴公司(删掉称:已)与中阳公司共同组织资金2千万元存入金城支行,该行同意按65%的比例放贷1300万元,并要求提供可靠担保。后因金城支行对新兴公司信誉有怀疑,而要求铜铝材厂出面借款,并由中阳公司担保。1995年5月10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一份1300万元的借款合同,(约定)月息14.64‰,逾期加收20%罚息,期限9个月。铜铝材厂以自有房产作抵押。中阳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同年)5月22日,铜铝材厂以自有房屋(注:将“屋”改为“产”更为合适)办理了抵押登记。金城支行因没有(一次性)贷款1300万元的权力,(遂)要求铜铝材厂以下属五家企业名义分别签订借款合同。铜铝材厂表示同意,即以其下属板材分厂、铜城宏运服装厂、长沙市蓉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铜城实业公司、劳服公司综合工厂(注:均应写清五个企业全称,不应用简单称呼)的名义签订了五份借款合同,并分别办理了五份借款凭证(借款副本)。与此同时,金城支行于(同年)5月26日与铜铝材厂办理了1300万元的借款凭证(借款副本)。金城支行在与铜铝材厂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上注明“此份借款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其附件五份……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尔后,金城支行分五次将1300万元付到了铜铝材厂在该行的存款帐上。新兴公司分别于(同年)5月22日、23日、25日、26日向铜铝材厂出具了四份总额为1300万元(分别为202万元、364万元、390万元、344万元)的收据。之后,铜铝材厂留下400万元作为新兴公司的还款,分四次付给新兴公司850万元。剩余50万元,被金城支行(于×年×月×日)扣收了利息。新兴公司收款后分两次付给中阳公司共160万元(使用)。
  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年×月×日),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关于还款付息的计划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可延长二个月。借款到期后,铜铝材厂并未按约归还分文(注:似将“分文”改为"借款本息”更妥些)。1996年5月、1997年4月,新兴公司先后向金城支行出具了两份还款计划(注:应当简要介绍还款计划内容)。新兴公司与铜铝材厂就归还借款之事(宜)进行过协商;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新兴公司三方(就如何归还借款本息)也进行过协商,但均无结果,至今未归还分文(注:改为“至今金城支行未收回借款本息分文”)。
  只有段落层次分明,案情才能一目了然,前后过程相衔接。当然,为便于介绍案情,付款过程、庭审时的证人证言亦应在必要时简要加以陈述,这样有利于将事实摆清楚,为以后的判决认定打下良好基础。如果查明的事实太多,可按照时间顺序分数段写成“另查明”、“又查明”、“还查明”。如果段落之间的事实衔接密切,亦可不加“又查明”之类的表述,可一段一段地将事实写完。此外,笔者还发现判决书中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告起诉内容基本一致,有的甚至还不如原告起诉的内容全面、丰富;也有的将当事人或代理人的书面陈述全部照搬进法律文书,这也是应当避免的。法官应使用法言法语,使整篇法律文书保持一种风格,既符合语言文字表述规范,又不要失去法官各自写作时的特色。
四、关于本院认为部分
  本院认为,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其下属五家企业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均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应确认无效。金城支行明知真正的借款人是新兴公司,自己无权向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更无一次贷款一千三百万元的权力,而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对纠纷的产生负有责任。铜铝材厂明知自己不能向金城支行借款,为了收回新兴公司所欠自己的款项,盲目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后久拖不还,应承担返还借款本金及法定利息的责任。铜铝材厂下属五家企业虽与金城支行签订过借款合同,但并未实际履行,而仅仅是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规避法律的表现形式,故不存在承担民事责任问题。新兴公司作为存款的主要组织者和借款的实际使用者,长期占用资金不还是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对所占用的款项应返还给铜铝材厂。因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无效,那么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与保证合同,亦应属无效。铜铝材厂作为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和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不应再以抵押物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中阳公司作为存款的组织者和借款的使用者之一,应当知道借款合同无效,而仍然提供保证,对铜铝材厂所应承担的债务应负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一项、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本院认为”部分被视为整个判决书的精华部分,对原告的起诉请求,被告的答辩和反诉,支持了谁,反对了谁,支持了多少,反对了多少,应当在这一部分中作有针对性的评判。不论是阐述法院的观点还是批驳当事人的观点,均应当依据所查明的基本事实,依据有密切关联的法律条文,层层论述,得出一个公正和正确的结论。本案在本院认为部分,首先直接写明本案借款合同无效,似显得太唐突,没有前因后果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似欠妥当。应当根据签订合同的过程,逐一分析本案借款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进而得出合同无效的结论。与此同时,也分析出铜铝材厂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从新兴公司收回拆迁补偿费,但又得出新兴公司应当还款给铜铝材厂的结论却是与本案处理无关的问题。在本案阐述理由时,应当解决本诉是否成立的问题,然后解决反诉是否成立的问题。从本案审理结果看,反诉是成立的,法院支持了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笔者认为,本案“本院认为”部分可采取如下写法:
  本院认为:1995年5月10日,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所签借款合同,因铜铝材厂明知自己不能(或根本未考虑)向金城支行借款,为了收回新兴公司拖欠自己的拆迁补偿款,盲目以自己名义直接与金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金城支行明知真正的借款人是新兴公司,自己无权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发放贷款,更无一次发放1300万元贷款的权力,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与铜铝材厂下属五家企业签订不准备实际履行的借款合同,规避法律监管,故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及其下属五家企业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均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管理法规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金城支行对本案纠纷的产生负有责任。铜铝材厂借款后长期拖欠不还,其应承担返还借款本金及法定利息的责任。因作为主合同的贷款合同无效,故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与保证合同亦应属无效。铜铝材厂作为借款合同的主债务人和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不应再以抵押物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中阳公司作为存款的组织者和借款的使用者之一,应当知道借款合同无效,而仍然提供保证,其对铜铝材厂所应承担的债务负连带赔偿责任。铜铝材厂作为本诉原告,其请求确认借款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但其关于判决第三人新兴公司返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因新兴公司虽是借款的主要使用者,但其并不是借款合同的签订者,也不是合同的主债务人,更不是担保人,故该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金城支行作为反诉原告,其关于铜铝材厂立即偿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法×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引用法律条文必须做到准确、具体,不应过于原则化。尤其是在论证某一事实是否合法时,当事人应承担什么责任时,如果结合引用法律条文进行阐述,更显得论据充分,说理透彻。当然,如果法律条文不够具体,也不必勉强,以避免引用不当和画蛇添足。
五、关于判决主文
  一、金城支行与铜铝材厂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
  二、铜铝材厂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金城支行借款本金一千三百万元及利息(从收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法定贷款利率计算);
  三、中阳公司对铜铝材厂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新兴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铜铝材厂八百五十万元及利息(从收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法定贷款利率计算)。
  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七万五千元,反诉受理费九万七千元,合计十七万二千元,由铜铝材厂承担六万八千八百元,新兴公司承担五万一千六百元,中阳公司承担三万四千四百元,金城支行承担一万七千二百元。
  本案判决主文基本将案件争议判清楚了,但是,仍然有几个问题有明显遗漏。例如:本诉原告的第一项关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成立,判决书已写明,但其第二项由第三人还款给金城支行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却未予判决显属不妥,应当在第一判项之后加判第二项:驳回铜铝材厂关于由新兴公司偿还金城支行借款13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第四项关于由新兴公司还款给铜铝材厂的判项,属于判非所请,即本诉原告未请求,反诉原告也未请求。那么,法院根据什么理由判由新兴公司还钱给铜铝材厂?显然这是本判决书中的一个重大疏漏。本诉案件受理费与反诉案件受理费均应由铜铝材厂与金城支行按比例分担,法院判由第三人新兴公司承担,判由担保人中阳公司承担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亦应引起我们制作判决书时的高度重视。
六、关于制作一审民商判决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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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04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04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2004〕42号
2004年5月17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04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04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

  2004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总的要求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方针,继续紧紧抓住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以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非法采供血和单采血浆专项整治,以及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重点,扎扎实实地推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一)狠抓重点品种和薄弱环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要紧紧抓住粮、肉、蔬菜、水果、奶制品、豆制品、水产品七个品种,切实抓好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批发零售和消费四个环节,抓住假包装、假标识、假商标三种印刷品,注重从源头抓起,严把市场准入关,做到环环相扣,全方位监管。
  (二)将监管重点和工作重心下移。对分散于社区、城乡结合部、村镇的各类食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小加工作坊、小食品店、小餐馆,要加大监管力度,做到查源头、查窝点、查销售渠道,查包装来源,重点加强对农村市场的监管,坚决防止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流向农村。
  (三)整合监管力量,加大执法力度。积极推进行政执法部门之间食品安全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建立食品安全联防机制。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食品安全联合执法行动,发挥执法部门的协同整治作用。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责任追究制。推行跨地区食品安全联合执法,增强执法整治效果。
  (四)运用信用惩戒机制,严厉查处食品安全大案要案。建立健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信用档案,把制售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企业列入“黑名单”,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加大其违法经营的成本。严格执行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切实解决以罚代刑问题。增强食品安全执法力量,加大办案力度,依法严厉查处一批食品安全大案要案,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五)加强宣传和社会监督。加强《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科学知识的宣传。选择一批优质食品品牌和经营管理比较规范的企业,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对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和违法违规生产经营企业要及时公开曝光。正确引导和把握舆论导向,防止恶意炒作。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鼓励通过电话、网络等多种途径举报和投诉。充分发挥食品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的作用,教育、监督和约束企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二、非法采供血液和单采血浆专项整治
  (六)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集血液、原料血浆的犯罪行为,集中整治组织他人卖血(浆)或以各种方式胁迫他人卖血(浆)的“血头”、“血霸”,严肃查处单采血浆站手工采集、跨区域采集、超量频繁采集行为和采集无《供血浆证》者血浆的行为,切实保证人民群众临床用血和血液制品的安全。
  (七)加强对血液制品的监管,依法严肃查处血液制品生产单位违法收购原料血浆的行为。加大对非法制造和回收一次性无菌医疗器械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对采供血(浆)所用的一次性医疗器械的采购、使用、回收、处置的管理,切断非法采供血行为和“血头”、“血霸”的工具来源。严肃查处无偿献血中的冒名顶替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采供血液(浆)机构的管理。建立原料血浆采集、血液制品生产年度审核报告制度,加强对原料血浆的采集、收购和血液制品生产的监管。
  (八)抓好对采供血、单采血浆各个环节的日常检查,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环节的检查,把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结合起来,形成长效监管机制。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大力宣传《献血法》、《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等规范采供血(浆)行为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增强采供血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自觉守法意识。对非法采供血(浆)行为要鼓励举报、投诉,并予以曝光,形成社会监督氛围。
  三、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九)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成立由吴仪副总理任组长,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法制办等部门和高法院、高检院组成的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推动加快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跨部门的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搞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联合督办重大侵犯知识产权案件。
  (十)继续组织开展“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和研讨会,开展主题征文和知识竞赛,举办知识产权知识讲座,普及知识产权保护常识,提高全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宣传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公布侵犯知识产权的典型案例及其查处情况,营造良好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
  (十一)与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沟通机制,定期沟通情况,了解外商投资企业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加以解决,努力改善投资环境。
  四、打破地区封锁,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十二)全面清理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坚决废止妨碍公平竞争、设置行政壁垒、排斥外地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定。对群众和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建筑工程招投标以及酒类、肉类等商品,开展打破地区封锁的专项斗争。大力发展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积极培育市场中介组织,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促进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和有序竞争。
  (十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各种地区封锁行为,要依法予以查处和纠正。对纵容、包庇地区封锁的,或者阻挠、干预查处地区封锁行为的地方政府,要公开曝光,按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并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监察机关要依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地区封锁行为实施监察。
  五、加强法制建设,深入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活动
  (十四)加强法制调研,及时提出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建议,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规,着力研究解决重罚轻刑、以罚代刑的措施,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十五)继续抓好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重点在城市管理、文化市场管理、商品市场管理等领域,继续积极探索和推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农业、建设、卫生等部门行政执法队伍也要相对集中,并加强执法队伍培训,不断提高执法队伍素质,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扰民等问题。
  (十六)继续组织各种形式的诚信宣传教育活动和信用知识培训,提高全民的诚信观念,倡导遵纪守法,提高职业道德水平。继续推进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开展行业和企业诚信建设试点,建立和完善信用惩戒机制。
  六、加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建设
  (十七)各地区、各部门都要结合各自实际,抓紧制定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方案,研究提出市场经济秩序评价指标和动态预警体系,加强市场经济秩序理论研究和调研工作。
  (十八)加强整规队伍和机构建设,完善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专项整治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的工作职责,整合各职能部门的力量。建立和完善各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和联合督查制、目标责任制、回访制等工作制度。





2011年4月,笔者接到江苏省句容市吴女士的法律咨询电话,吴女士诉称自己父亲的房屋,在xx镇政府实施的拆迁过程中,未经签订协议、未经法定程序的前提下被拆毁,据吴女士陈述,该案已经经当地派出所调查处理,派出所调查结果为“误拆”,不属刑事案件。
笔者属于一名从事拆迁领域的律师,在接到此电话前,笔者曾陆续收到来自江苏、福建等各个省份的当事人来电咨询,反映自己的房屋被“误拆”, 从2010年—2011年笔者接到关于“误拆”现象咨询电话约为20次左右。而根据媒体报道:重庆江北区章先生、福建莆田翁先生、云南昆明普女士、山东刘先生和两位邻居、河北张家口市蒙女士等等均曾遭遇过“误拆”事件,笔者查询到2009年—2011年7月媒体报道的“误拆”事件有69起。
据笔者分析,由于城市范围内土地资源的稀缺,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和各类开发主要涉及的拆迁区域集中在郊区,而这些范围内的居民大多属于文化水平较低和维权意识相对淡薄的农民,事件发生后寻求媒体帮助的并不多,故经媒体报道的事件只占此类事件的一小部分。
在国的房屋拆迁实际操作中,一般都是由政府主导,动员拆迁户、沟通协商拆迁补偿等一系列行为均由地方政府来组织实施。为何在政府组织和实施的拆迁过程中会频频发生“误拆”事件?仅仅媒体书面报道的就可以查到69例,不禁让人不寒而栗,而对于“失误”的概率亦感觉不可思议。此外在媒体以及笔者法律咨询中谈到的“误拆事件”,被误拆者有一共同特征即全部是没有达成拆迁协议的“被拆迁户”,这一点是“误拆”最明显、最根本的特征。
一、关于“误拆”真实性的探析。
为探析这类“误拆”事件的真实性,我们不妨结合这些误拆案例来加以分析,以吴女士的父亲的房屋为例。
案情回放:案件事实为因句容市xx镇人民政府实施xxxxx道路工程,吴先生的房屋属于拆迁范围内,在2010年xx镇政府与吴先生多次协商,均未达成补偿协议,之后吴先生由于身体不好到县城里的女儿家即吴女士家住下在附近医院看病,在2010年11月8日突然有人告知吴先生,家里的房子在凌晨被人拆掉了,吴先生的女儿赶到现场,果然吴先生的房屋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后吴先生的女婿向公安局报案,xx镇派出所经询问受害人以及施工单位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有关人员,并作调查笔录,后派出所称:房子是施工单位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的一个员工“误拆”掉的,这不属于刑事案件。吴先生听到这个消息气的差点晕倒,明明是半夜三更偷拆的,怎么变成了误拆?这么大的房子怎么会误拆掉呢?
深入调查:经过调查取证,笔者看到了xx镇派出所调查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有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在这份笔录上,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的陈述内容为“在2010年11月8日早上七点半左右我到公司上班。我公司的施工队长XXX向我反应2010年11月8日凌晨二点多钟将XX村一家的房子拆错掉了,然然后我就问这是谁拆的。施工队xxx讲是一操作工用装载机拆的,但是不知道是哪个人走掉了,房子是误拆掉的。但是损失由我们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来承担。情况就是这样的。”
笔者经过分析认为,从该份笔录来看公安机关的询问结果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从时间上来讲,凌晨两点属于休息时间,施工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休息时间自己起床加班“误拆”掉吴先生的房屋不合乎逻辑;而作为用人单位,自己的一个员工走掉了,竟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显然是在说谎;笔者调查现场时,据吴女士陈述,房子在被拆掉时,周边的房子均已全部拆完,只剩下吴先生一家,在周围没有任何要拆迁的建筑物的情况下,如果是误拆,那么这个人本来打算要拆掉的对象是什么? 显然亦不合乎逻辑。
据吴先生的侄子(民间维权人士)调查,房屋被拆毁后,吴先生的侄子打电话要求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的经理要求一同到派出所处理事情,当吴先生的侄子质问道到“11月8日凌晨拆那个(吴先生)房子是不是你们决定的”,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经理xxx诉说道“这个都是政府事”,之后谈话中xxx说道“他(政府)不讲哪个敢动啊,他(政府)不讲是不好动的”“都是政府的事”,此后谈话中吴先生的侄子说道政府称全是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员工的责任,xxx生气的说“他们(政府)是瞎扯!”。
对于房屋是否是政府安排偷拆,还是误拆的,笔者不宜在此文作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句容市公安局xx镇派出所对于本案的调查结果,很难让人信服。
笔者认为不论是吴先生,还是在媒体以及法律咨询中谈到的其他“误拆事件”,者有一共同特征,即全部是没有达成拆迁协议的“被拆迁户”,由此可以说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所误拆的基本上都是列入拆迁范围的达不成协议的“被拆迁户”,这一奇怪的现象不禁让人不得不质疑“失误”的真实性,而房屋被“误拆”后,地方政府、开发商的所给的理由亦难以让人相信。
云南网报道,被拆迁户叶女士没达成拆迁协议,在不知情的前提下房屋被拆毁,而地方政府拆迁负责人周先生给与的理由为:一位拆迁指挥的负责人指挥失误。
《京华时报》报道:某农民工子弟幼儿园在未达成协议的前提下,业主毫不知情房屋被拆,地方政府负责拆迁人员给予的理由为:拆迁工作人员不知道该幼儿园未达成拆迁协议,故一并拆除了。
《江南时报》报道:南京市民张海山房屋被误拆,拆迁单位给予理由为:因为张海山的房子多次被窃,屋内已被洗劫一空,门窗都已不在了,所以工人误认为这户已搬家,造成误拆。
除此之外,认错房屋、疲劳过度、疏忽等很多说法都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误拆”公民房屋的理由。这些荒诞的理由只要我们不是弱智,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破绽,而专业负责侦办刑事调查的公安机关却对于这类理由绝大部分予以采纳,直到今日“误拆”现象层出不断,而被警方侦查出属于“偷拆”没有一例。但是对于“误拆”的理由,无论是被拆迁户还是其他人员均强烈质疑。
《阳城晚报》在《误拆把戏》评论道“强拆涉嫌违法,后果严重的甚至涉嫌犯罪,误拆却只是工作中的“小失误”,面对舆论好交代,对当事人以批评教育为主,大不了写写检讨,顶天了也只不过是有高官出来“怒斥”,两者政治成本判若云泥。有了成功“误拆”的济南经验,各地恐将纷纷效尤矣。”
中国经济网报道:“误拆”竟成了对付“钉子户”的绝妙办法?
《长江网》报道:对于“误拆”一类的说法,国内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表示,所谓的误拆,不能说是误拆,是故意的行为,这是强制和野蛮拆迁当中的一个现象,是拆迁方玩弄的一个手法,这比强制、暴力拆迁更恶劣。
显而易见,社会各阶层对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所称的“误拆”不予认可,笔者作为一名从事拆迁领域律师认为:1、所谓的“误拆”拆掉的房屋均是拆迁单位千方百计想要拆除的房屋,拆迁单位存在偷拆房屋的故意;2、房屋作为一种固定的财产无论是其体积还是价值,都不可能成为被“认错”“拆错”的对象;3、误拆事件发生如此之多,而误拆事件拆错的对象没有一例属于拆迁用地范围之外的房屋即拆迁红线周边的房屋,说明拆迁单位并不是“误拆”事件中那样疏忽大意;4、从以上案例拆迁单位给予的“误拆”的理由来看严重违背社会常理,不合乎逻辑。
二、关于误拆现象根源的探析。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注:2011年1月22日失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在符合法律条件的前提下,如果被拆迁人无理拒绝政府实施的拆迁行为,可以通过下达行政裁决、责令交出被征土地决定等法律程序处理,在法律文件生效后则可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既然有法定程序来保障拆迁单位实施拆迁,为何还会频频发生“误拆”,而不肯通过合法的强制程序来拆迁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为以下几点:
1、由于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部分项目没有办理拆迁审批手续或者审批手续违法,无法启动合法程序。
据悉,不少地方为招商引资、追求政绩、扩大财政收入大搞土地财政,正常来讲一个县级行政区一年的用地指标一般在五百亩左右,而实际上很多县级政府招商引资的项目用地需求远远超过用地指标,所以为使用土地不少地方用地呈报和审批存在违法,更有甚者连征地拆迁的审批手续不存在的情况便开始实施拆迁,这些违法项目不仅仅是地方房地产开发,甚至某些国家重点项目如修建铁路、公路工程都存在非法拆迁。
此外由于开发用地的郊区居多,而郊区的土地属于集体土地,使用集体土地需要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批准将其转为国有,部分地方由于不符合征地呈报条件采取了非法征地的方式。
由于审批违法或者非法的情形,很多项目由于不具备通过司法、行政等法律程序强制拆迁的法定条件,故无法启动合法的强制执行程序。
2、非法强拆将承担刑事责任,为规避刑罚,制造“误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故若不经过合法程序故意强拆房屋,将涉嫌犯罪,对于刑法的严厉处理,任何人不敢轻易触犯,但是如果是由于过失造成财物损失,并不承担刑事责任。所以为了躲避严厉的刑事处罚,很多拆迁单位利用“失误”“过失”等理由,拆毁公民房屋,这样即达到了目的又不用承担刑事责任,顶多是赔点钱而已。
3、由于司法机关对于“误拆”事件,从不深入调查,导致实施“误拆”的单位有恃无恐。
拆迁,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名词,它与地方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拆迁都是由政府来动员、实施。由于牵涉政府,公安部门接到群众关于拆迁过程中拆迁单位存在的暴力、野蛮的行为的举报,一般不会予以回应,就是肯到现场调查也很少深入调查、公正办理。
所以实施“误拆”的人,由于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地方政府的保护故有恃无恐,而如果被拆迁人追究民事、行政责任,则需要漫长的法律程序,而且开发商往往财力雄厚,根本不在乎赔偿的数额。加之司法程序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人民法院未必会立案受理或者依法审判,故被拆迁人一旦房屋被拆毁,将很难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地方保护、土地财政、司法不公等一系列原因导致了“误拆”事件的泛滥,也使“误拆”成为对付“被拆迁户”的绝招。
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监督司法机关的体制。
笔者以为,我国各地方违法拆迁显现频频发生其根源是,由于地方保护的干涉,违法行为发生后几乎不会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很多被拆迁人多次寻求警方以及其他司法、监督机关的帮助都得不到解决,这属于“误拆”现象愈演愈烈的关键所在。
目前违法拆迁如火如荼,由于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相当激烈,为此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中央纪委、监察部从2010年到2011年一年时间连续下达四次紧急通知,而且2011年1月22日改革拆迁法律,出台新拆迁法。据悉,针对集体土地上的拆迁问题,不久将再次修订《土地管理法》,但是新拆迁法出台后,拆迁中存在的“误拆”现象和其他违法现象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原因何在?
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对于各类违法现象均有相对应的规定,可以说不管是新拆迁法还是旧拆迁法,只要能够完全按照其执行,就足够了,就完全可以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而问题的关键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再完善的法律也只能相当于给老百姓打“白条”。笔者认为,依法治国重点在于治理司法机关,对司法机关的不作为应当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体制。
1、必须修改对拆迁案件的信访属地管辖原则。
绝大多数被拆迁人,在房屋“误拆”以后,选择上访,而不远万里来到首都北京,国家信访局能作的仅仅是开一张信函“回当地解决处理”,而拆迁案件不同于其他案件,其他信访案件仅仅是针对某个人、某个部门,而拆迁用地往往是地方政府全力推进的,拆迁项目的推进都是政府及其各个部门共同的行为。如:各地拆迁中,往往由区县委、区县级政府成立指挥部,区县政府领导任总指挥,抽调各部门领导担任成员,即使不成立指挥部,拆迁用地也是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甚至某些拆迁项目,不仅仅是县级政府主导,连市级政府都是非常支持的。在这种客观环境下,由地方政府自己来处理违法拆迁事件,简直是“与虎谋皮”,所以在市县政府信访局,违法拆迁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故为解决拆迁这类敏感、阻力大的案件,必须将改革信访管辖,即将拆迁中涉及的违法问题重大问题应提升到省级人民政府信访部门,如省级政府信访结果不服,可以向国家信访局申请复核,而国家信访局应当加大对于地方信访案件的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投入。
此外建立异地管辖也是可行的制度,但是异地选择至少应该不属于同一个地级市。
2、针对司法机关的不作为应加强监管,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
“误拆”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拆迁单位固然难逃其咎,但笔者以为关键问题在于司法机关的不作为。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违法犯罪行为没有人监管,仅仅受到道德和舆论这些不可执行的因素的约束,是多么的可怕,在利益的驱动下,有多少人能够恪守道德的底线?相反如果司法机关有案必查、从不姑息,又有谁敢以身试刑法吗?在笔者接触的“误拆”事件中,几乎没有一起经过警方的深入细致调查;《刑法》的保护对于被拆迁户来讲相当于一纸“白条”;不仅如此,在个别地方甚至连人民法院都不会受理有关拆迁的行政案件。
按照目前的法律,对于行政机关不作为可向法院起诉,但是对于司法机关的不作为我们能向谁起诉?笔者认为由于司法机关的不作为,导致“误拆”事件频繁发生;而由于缺乏对司法机关有效的监督制度,司法机关不作为无人问津,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故治理违法拆迁的关键在于监督司法机关。
虽然人民代表大会是司法机关的监督部门,但是人大的监督不像法院审判或者行政复议那样,能够作出有效的、直接处理问题的判决、决定,对于这类地方保护严重的事件,光靠人大监督还远远不够。笔者认为针对以上现象应建立由上级司法机关管辖的针对司法不作为的裁决制度:即建立一个由上级司法机关针对下级司法机关的有案不办、压案不查等行为,通过听证、开庭等方式进行审理,由裁决机关根据双方举证、质证、意见进行裁决,裁决之后下级司法机关必须执行。针对上级司法机关袒护下级,不肯做出裁决的应当规定,可以向上上级司法机关裁决,以此类推,而诉至最高级别的机关时,必须作出处理决定,以此成立一个真正的行之有效的、有别于人大监督的有法律程序保的障刚性监督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对司法机关的监督落实到实处。
此外,笔者认为除健全司法机关的监督外,通过适当的方式让当事人有能够了解事实真相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将民间司法机构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予以加强,要求各单位、个人从以前的可以配合、改为应当配合,这样当事人可以通过委托律师调查真相,其他监督力量如记者,如果也可以享有对所承办事件调查取证的权利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一方面对拆迁单位是一种约束,而且有效避免司法机关的不作为,促进司法监督体系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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