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工商局关于印发《台湾地区商标注册人申报厦门市著名商标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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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工商局关于印发《台湾地区商标注册人申报厦门市著名商标暂行办法》的通知
厦门市工商局关于印发《台湾地区商标注册人申报厦门市著名商标暂行办法》的通知
厦工商标〔2012〕7号
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开放台湾地区商标注册人申请认定厦门市著名商标，依照《厦门市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市工商局制定了《台湾地区商标注册人申报厦门市著名商标暂行办法》，现予公布施行。
附件：厦门市著名商标认定申请表（台湾地区申请人）
厦门市工商局
二O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
台湾地区商标注册人申报厦门市著名商标暂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厦门市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开放台湾地区商标注册人申请认定厦门市著名商标，参照《厦门市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本暂行办法中申请厦门市著名商标的商标注册人须为台湾地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二条 申请厦门市著名商标实行自愿原则，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第三条 申请认定厦门市著名商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该商标同时为大陆、台湾地区的注册商标，商标注册人为台湾地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该商标在厦门实际使用已满三年；其使用符合国家商标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三）该商标为厦门市相关公众所知晓；
（四）该商标商品或服务质量优良、稳定，符合国家和本省有关标准，具有良好市场信誉；
第四条 台湾地区商标注册人申请认定厦门市著名商标，应当向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申请，填写《厦门市著名商标认定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台湾地区商标注册人的书面申请；
（二） 台湾地区商标注册人主体资格证明和经商标注册人签章的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三）使用该商标的主要商品或服务近三年在台湾地区和厦门市的质量、销售量、销售收入的证明材料。
（四）其他能够说明该商标商品或服务在厦门市知名度、美誉度的证明材料。
第五条 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申请认定条件的，提交厦门市著名商标认定委员会进行评审，对不符合申请认定条件的，退回申请并说明理由。
第六条 依照本暂行办法申报并被认定为厦门市著名商标的，其保护和管理，按照《厦门市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管理办法》执行。
第七条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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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关系与我国行政立法的变迁
李伟迪
摘要：血缘关系是中国行政立法的重要依据，比较中国古今的血缘行政立法，现行法在消除血缘行政特权方面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在血缘任职回避、血缘受贿立法等方面，应充分汲取古代法之精华。
关键词：血缘 行政立法 任职 回避 受贿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夏商周分封诸王，血缘是行政组织的依托，宗族是行政系统的主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拓展，血缘关系在组织国家政权和推动社会运转中的作用日益淡化。但是血缘关系在皇权制度、选官制度、行政制度、回避制度、反贪制度等行政立法方面，仍有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古代与现行的血缘行政立法，既能窥见古代法的辉煌，也能觉察到现行法的不足。
一、 血缘与选官制度
1、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个重大特色是孝悌为官。一个人对血缘亲属尊老爱幼，堪为楷模者，可以被选为官员。汉宣帝时“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 [1]“唐以孝著，为郎中令。” [2]官员不举孝是重罪，被选举者不就职也是重罪。 “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3]西汉举孝廉约32000人，东汉约42000人。[4]孝悌为官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2、父祖为官，子孙亦可为官。行政官员血缘亲属有任职特权，在任官员的子孙依据血缘关系和父祖的品位，有免试担任行政职务的权利。唐代规定，皇亲国戚及五品以上官之子孙，可以凭父祖的官品取得做官的资格，五品可荫孙，三品以上可荫及曾孙，[5]李德裕与父祖三代荫叙为官即是证明。[6]
3、血缘与行政处罚有直接关系。有些行政处罚因血缘而起，有些因血缘而轻重，有些因血缘而免除。例如，所任官名与父祖名同字或谐音，则应辞职；如果老亲有疾病在身，又无人照顾，也必须辞职；在为父或母守丧期间也不能任公职。“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在父母丧，生子及娶妻；兄弟别籍异财，冒哀求仕；……免居所官。”[7]“诸庙享，知有缌麻以上丧，遣充执事者，笞五十；陪从者，笞三十。主司不知，勿论。”[8]官员不得随意役使部属，如果与部属有亲属关系，则不受限制，“若有吉凶，借使报监临者，不得过二十人，人不得过五日。其于亲属，虽过限及受馈、乞贷，皆勿论。” [9]唐律按血缘构建了户赋制度，一个直系血缘近亲群体为一户，家长是责任人，承担交征税役的责任，“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 。女户，又减三等。” [10]
根据血缘选官、任官和行政处罚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现行行政法彻底抛弃了这一封建特权立法，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大进步。但是，现实中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法律的这种时代精神，“裙带”意识严重，是人事领域腐败的重要根源。
二、 血缘与行政任职回避
血缘任职回避是中国古代行政立法的重要内容。明洪武元年规定：在两京，其父兄伯叔担任行政主管者，其弟男子侄不得担任监察之官；内外主管衙门及所属衙门中有系父子、兄弟、叔侄关系者，要回避；回避的原则是依官阶以低就贵，[11]清代把任职回避的范围扩大到了祖孙关系、姐妹关系和姻亲关系，“京师中央各部、院尚书、侍郎以下，至翻译满语文的笔贴式以上，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供职，令官阶低者回避。乾隆五十八年规定，母亲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女婿、亲姐妹之子，都不得在同一衙门内为上下隶属之职。” "如有捏称宗族姻亲，择缺美恶者革职（私罪）。该上司自认姻族扶同捏报者，亦革职（私罪）。在外失于详查之出结官，降一级调用，在京查之出结官，降一级留用（俱公罪）。凡假借回避，有意择缺者，均照此例议处。"[12]
我国还未制定系统的任职回避行政立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人事部出台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
"第二条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亲属关系之一的，必须按规定实行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一）夫妻关系；（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第三条 国家公务员凡有第二条所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计、人事、财物等工作。"
"第四条 （二）一般由职务较低一方回避；职务相同的，由任免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公务员的实际情况决定其中一方回避。"
"第八条 国家公务员办理任职手续前，应当如实向主管部门报告应回避的亲属关系，对隐瞒不报的，予以批评教育并调整工作。应回避的国家公务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应采取行政措施予以调整。"
"国家公务员从事公务活动时，应主动报告应回避的关系。对隐瞒不报的，予以批评教育，其中因未回避给公务造成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应给予相应的处分。”[13]
新近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在讨论干部任免时，凡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干部考察组成员在干部考察工作中涉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此规定有利于抑制选拔环节中的“裙带”腐败。
比较古代与现行血缘任职回避立法，其基本一致的是：第一，现行行政法继承了古代法中任职回避的范围，三代以内的血亲都属回避的对象。第二，回避的办法是以低职回避高职。第三，对不遵守回避规定的行为，都给予处罚。但是二者也有很大的差异：第一，现行法规定了公务回避的要求，古代法则没有。第二，古代法对违背回避规定的处罚比现行法严厉，分革职查办和降级二种。现行法的制裁太轻，最重处分也只是开除，但现实中从未有一例因违背回避规定而被开除公职的案例，违规成本太低。而违规利益的丰厚，使敢于以身试法而高枕无忧者日多，这与今天的腐败现状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三，古代法中回避的职业范围包括一切公务，而现行法只涉及行政机关，排除了党务部门和司法机关，而前者是领导决策机关，后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是社会的中枢，而血缘任职却无法律禁止。第四，古代法的法律渊源是较完备的行政法，现行法的法律渊源是国务院和部门的暂行条例，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不利于对人事腐败的打击。
三、 行政官员血缘亲属受贿的立法
近年来，全国特别是湖南的血亲曲线受贿案直线上升，一些领导干部唆使、纵容自己的血亲大肆收受贿赂，或者由血亲开公司、办实体，自己隐居幕后操纵，利用手中权力牟取暴利，马某某受贿案就是典型。
法庭上检察机关指控马某某担任省交通厅副厅长期间，利用主管全省公路重点工程及担任厅招标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之便，伙同妹妹、女儿、女婿，帮助他人中标、分包工程和承担业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单独和共同收受个人和单位贿赂226.6万元。马某某本人虽然只单独受贿13万元，其它则均为共同受贿，所受贿赃款大部分留存在他妹妹、女儿和女婿手里。对此，马辩称他不知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钱财数额，无受贿故意，故不构成犯罪。控方认为，马某某明知妹妹和女儿等人要利用其职务为请托单位谋取利益,任由他的亲属向请托单位收取钱财，因此马某某与妹妹和女儿等人形成了其同受贿故意。[14]
本案的特点是公务员与血亲精心策划，曲线受贿，数额巨大，并企图规避法律。马某某辩称，自己不知道妹妹和女儿等人等是否收了钱，收了多少钱，自己也没收到和保管钱物，因此就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钱物的行为，与己无关，自己无受贿的故意，不构成受贿罪。控方驳辩说，马某某明知妹妹和女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的贿赂，构成共同受贿的故意。笔者认为，虽然马某某对自己的行为心知肚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不得不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从法律的严密性和法律的功能看，本案审理存在二个问题，首先是个直接问题：共同故意的指控不能成立。即使凭案情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基本肯定马某某等人预谋曲线受贿，被告人后来也确实这样运作，但是控方如果没有举出被告等人如何策划、如何分工、如何联系的具体事实，包括时间、地点、主体、客观方面等，就不能认定曲线受贿。从法理考虑，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故意，第一，要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行为，包括个人行为和共同行为；第二，要看行为人是否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第三，要看行为人是否积极追求或放任特定效果的发生；第四，如果是受贿的故意，还要看受贿人是否知道行贿人和行贿数额。从本案的法庭辩论看，如果控方不能提供其他证据，马某某可以作这样的辩护：就妹妹和女儿等收取财物的行为，我没有参与谋划，我不知道行贿人是谁，数额多少、请求事项，没有占有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的财物，因此，我既没有受贿的故意，也没有受贿的赃物，因此不构成共同受贿。
其次是个间接问题：法律不能制裁马淇英等人的行为。如果马某某的辩护成功，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可能会作二种定性，其一是诈骗行为，其二是合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定为合法行为的居多，因为其行为可以理解为中介费、劳务费、无偿赠予等，如果碰上腐败的司法官，这正是徇私枉法的好机会。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类似的行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告无罪释放，贿赂公行而无可奈何。试举一个审结无罪的案例：
甲为一私营原料生产企业主，为争取某大型国企购买自己的原料，以老乡名义资助该企业领导人乙之子丙注册的公司10万元。资助之初，甲乙没有提及原料之事，半年之后，甲以产品积压太多为理由，请求乙帮忙，乙暗示自己的采购科长丁与甲协商，甲成功地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该国企推销原料50吨，获取超额利润30万元。后由于原料积压变质，该国企损失近60万元。此事被侦查起诉后，甲、乙和丁都否认有行贿受贿行为，声称甲之资助完全是朋友行为，原料购买是正常业务关系，较高价格和企业损失是市场变化引起的，是经营风险的体现。审理结果是罪名不成立，乙无罪释放，当然乙之子丙也无共同受贿的故意。
此案的作案手法比马案更为狡猾，从长计议，打擦边球，但实质一样，是利用血亲曲线受贿。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智商较高，谋划周密，熟悉相关法律，利用血亲关系的亲密和稳定性，钻法律的空子，达到行贿和受贿的目的。此类现象，路人皆知，但是依刑法第382条、385条、393条、394条，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为什么现行法律这样苍白无力？就是立法中有二个缺口，其一，立法要求控方承担血亲是否勾结的举证责任，事实上控方很难取证。其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血亲取财是受贿，曲径通幽，犯罪分子暗渡陈仓。
血亲曲线受贿，自古有之，对比现行法律，我国古代立法更行之有效，以唐律为例：
“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财、乞物、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非监临之官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家人罪一等”。[15]
凡州、县、镇、戍、折冲府等判官以上，都是监临之官，一般指有领导职务之人，非监临之官指办事员，这些官吏的家人如果收受部下的财物，或向部下借债，或无偿使用部下的劳动，或与所管理部门交易时假公济私，都属犯罪行为；该官吏如果事前不知道家人的上述行为，也默认有罪，如果事前知道，则按一般的受贿罪处罚。唐明律基本一致，试举一个明代的案例：
“宣德四年七月庚午，宥刘观死罪，谪其子辐辽东充军，令观随辐闲住。观为都御史，贪赃狼籍，……其子辐尤无状，与皑等相为表里，各道御史悉听指使。浙江奸民伍辰、顾宗淳等皆犯死罪，辐受其白金数百两，皑与观皆播弄得免死。辐之所得，盖与观等。辐贪淫狼愎，靡所不至。上初有闻，犹以旧臣曲容观，及史劾奏其父子，备得实状，然后发之。”[16]
本案审理有它的法理基础：第一，血亲或家人收受部下财物，必有所应，必然告知官吏，受人之托，用人之财，必有所偏。事前不知，有失教之责，事前知道，有纵贪之恶，不能治家，怎能治国？不能正己，怎能正人？家人受财，官员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第二，如果要求控方承担事前是否知道的举证责任，则是缘木求鱼，因为家人之间的交流往往对外有一定的封闭性和隐密性，不易取证。第三，官员和家人是利益共同体，案发后，家人为了保护该官吏，会不惜一切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以规避法律制裁，以确保家庭的整体利益。第四，提高腐败的成本，依托血缘或亲缘立法，对症下药，制度反腐，从体制上进一步堵塞腐败的通道。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肯定，血缘关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在行政立法和刑事立法中要反映这种特殊性：首先，鉴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应把一切国家作人员视为公务员，制订一个规范全体公务员行为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其次，要坚决抑制人事任命和公务活动中的血缘因素的腐败，有针对性地制订预防血缘因素腐败的操作性条款；其三，在刑事法律中，应增加针对血缘因素行政腐败行为的制裁条款，对公务活动中的裙带行为和亲属共同受贿行为进行刑事制裁，提高血缘因素行政腐败的成本。
参考文献：
[1]《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389页。
[2]《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218页。
[3]《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383页。
[4]黄留格著，《秦汉仕进制度》[M]，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06页。
[5]《旧唐书.职官一》[M]卷42，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第1804页。
附随义务侵害与合同解除问题研究
－－以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为参照
刘毅强 德国慕尼黑大学 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 附随义务；完整性利益；合同解除
内容提要: 附随义务问题的研究随着德国“积极侵害债权”理论的出现而日益受到民法学者的重视。我国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遗憾的是，多数研究只是局限于是否应该在肯定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主体可以进行合同解除这一层面。除此之外，其他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和展开的并不多。因此，在总结和研究德国民法相关立法和学理的基础上，着重于深入分析附随义务侵害发生后，合同解除的适用空间以及所可能引发的各种法律问题。期望可以对我国附随义务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相关司法实践的开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债法的发展趋势表明，保障进人债务关系领域之相关主体的完整性利益，越来越得到各国民事立法者的重视。这一趋势本身也是市场交易日趋复杂化、群体化、多样化背景下民事立法的必然发展，同时也是民法总则中诚实信用原则在债法领域的不断延续和深化。因此，不啻是满足债务关系本旨的给付利益需要得到有效的维护；与此同时，与给付利益相关，甚至没有直接关联的债务关系主体以及相关第三人的其他财产与人身利益，都已经纳人民法规范保障的视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附随义务问题的研究以及相关理论体系的建立显得日趋重要。
近些年，我国民法学界对于附随义务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对于附随义务侵害是否可以引起合同解除的问题也有所探讨。但遗憾的是，纵观我国学者的相关论述，多数只是局限于是否应该在附随义务侵害发生的情形下，赋予合同主体以合同解除的权利这一层面。除此之外，其他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和展开的并不多。因此，本文在总结和研究德国民法相关立法和学理的基础上，将着重于深入分析在附随义务侵害发生后，合同解除的适用空间以及所可能引发的各种法律问题。
二、附随义务概念的再讨论
附随义务的内容由于通常不被合同主体所约定，而是更多地依据合同的目的和类型，以及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确定，因而对其进行精确的定义一直是理论界的难题。或许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在附随义务概念的使用上，一直存在混淆和模糊的状况，特别是学者中常常出现将附随义务与从合同义务、附随义务侵害与不完全履行进行交叉使用的情形。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对于附随义务理论体系的建立和明晰不利，而且也容易使民法初学者相对关法学理论的研习造成一定的困扰。因而，在展开对附随义务侵害与合同解除问题的探讨之前，实有必要再次辨明附随义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附随义务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在债法领域的内在延伸和发展。其产生并不旨在对债权人给付利益的保障，而是着眼于合同主体既存利益或完整性利益的维护。因而，附随义务是在债务关系产生之初即伴随着主给付义务出现的，为了维护债务关系主体一方的既存利益，依照民法诚实信用原则而要求对方所负担的照顾性或保护性的义务。在合同之债中，由于合同主体的既存利益难以也不需要被合同双方所约定，因而附随义务的出现也就具有了内容多样性和个案解释性的特征。此外，附随义务的产生时点也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特征，因为在合同主给付义务产生后的任何阶段，相关主体的既存利益都有随时被照顾和保护的必要。
附随义务与合同主义务的区分通常比较明晰。在特定的合同中，合同主体也可以通过约定将一般意义下的附随义务提升为该合同的主给付义务。例如在咨询合同、保管合同、保安服务合同等类型中，传统归属于附随义务的照顾、保护、告知等义务便成为合同主给付义务的一部分。反之亦然。此外，违反合同主给付义务的行为也可能会同时侵害到合同的附随义务，从而在合同解除条件的适用层面出现法条竞合的问题。例如，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的马饲料有毒，致使买受人的马匹发生死亡，即是典型的某一违约行为同时造成主给付侵害和附随义务侵害，从而使得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和其他完整性利益均受到损害的案例。此种情形下，应该允许债权人在合同解除的条件同时满足时，择一适用相应的法条。
需要讨论的是附随义务与从合同义务的关系。从合同义务通常是依据合同的目的和类型，为了使债权人的给付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和实现，而要求债务人在主给付义务以外辅助完成的其他给付性义务。从该定义中不难发现，从合同义务针对的是给付利益本身，因而其内容与该合同设立的本旨息息相关。而附随义务指向的则是合同主体给付利益之外的其他完整性利益，诸如债权人既存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与从给付义务不同的是，附随义务并不是用于辅助和完善债权人可得的法益，而是用于维护其现有的法益。[1]也正因为如此，附随义务的内容通常与合同的原始给付关联性较弱。这是区分附随义务与从合同义务的关键所在。[2]而两者的其他区别，例如是否具有可诉性以及赔偿范围的不同等都应该建立在上述核心区别之上。
其次需要探讨的是，附随义务侵害与不完全履行的关系。不完全履行，通常是指债务人虽然履行了债务，但其履行不符合债务的本旨。[3]不完全履行，在不同的文献中也被称为不完全给付、不良履行、不良给付、不当履行等。在讨论附随义务侵害与不完全履行的关系中，多数学者将前者作为后者的一种形态来理解，并认为其根源在于德国法中的积极侵害债权理论。例如，王泽鉴先生认为：“在契约成立后之履行期间，当事人之接触益为密切，更须尽其注意，避免侵害相对人之人身或财产上利益。违反此项义务时，应成立所谓之不完全给付。”[4]张广兴先生也将债务人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界定为不当履行。[5]此外，依据韩世远先生的观点，附随义务的不履行，因有违于诚信原则，也可以构成不完全履行。[6]
笔者对此种观点不能认同。从不完全履行的语义可以看出，其与设立债权债务关系本旨的履行利益（或原始给付利益）直接相关，即债务人所提供的给付与债权债务关系之目的不完全相符。此类行为在德国法上作为“非以负担的方式履行给付”，被规定于该国民法典281条和323条第1款第2项中。[7]此类行为实则履行障碍原因类别中的“瑕疵履行”。而附随义务则与主给付利益的完成关系较远，而与债之主体完整性利益的维护直接相关。换句话说，即便在主给付义务“完全履行”的场合，债务人依然有可能违反其附随义务，对债权人的其他财产和人身利益造成侵害，而债权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也有权在此类场合主张（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以及解除合同等。在德国债法现代化法改革的政府理由书中所专门提及的案例即是最好的说明：一名画家尽管可以正常地实施自己所承担的绘画工作，但他一再不可免责地使债权人房屋设施受到毁损。尽管此时画家完全可以实现债权人的履行利益，但由于其行为造成债权人物的损害并达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故债权人有权直接向画家要求合同解除以及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8]因而，将附随义务侵害归类于不完全履行，不仅从各自的内涵上无法自然衔接，同时也容易对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概念的使用产生混淆，不利于彼此的区分。因此，笔者建议今后可以将附随义务侵害从不完全履行中分离，单独作为一种义务侵害的方式；同时将诸如“瑕疵履行”、“不完全履行”、“不良给付”、“不良履行”“不当履行”等概念整合，统一用“瑕疵履行”这一术语来表达“非以负担的方式履行给付”这种类型的义务侵害方式。[9]
三、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10]适用的可能
合同解除作为一种给付障碍情形下，合同主体摆脱合同主体义务的方式，被各国民事立法者以及国际和区域统一法重视。合同解除一方面为陷入履行困境的合同主体提供了重获“交易自由”的工具，为其尽快缔结下一个债权债务关系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任意冲破合同“法锁”的约束，破坏“契约神圣”原则的风险。[11]因而设置怎样的“门槛”来规制合同解除行为，成为各国立法者考量的重点，其也常常反映着各国法律政策的重心与倾向。
合同解除在过去各国的民事立法和法学理论中，常以双务合同中双方互付牵连性义务为限。除此以外，在单务合同以及非牵连性义务的场合，合同解除则不予考虑或认为没有意义。至今也有学者坚持此一观点。[12]在德国法上，尽管其旧债法第325条和第326条对于合同解除作出了上述限制，但在其后陆续有相当多的判例和学说认定，即便在积极侵害债权的场合，仍有适用合同解除的余地。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附随义务侵害的情形。[13]这一学说日后逐渐成为德国民法学界的通说，并通过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被正式规定在新债法的第324条当中。此外，依据学者的总结，国际统一法判例也逐渐突破了上述界限，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中允许合同因附随义务的侵害而被解除。[14]笔者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的确存在某些情形，尤其是在与给付利益相距较远的保护性义务受到侵害的情形下，有必要赋予债权人合同解除权，以充分保护其既存利益的完整性。但考虑到与“契约神圣”原则的协调，此时的解除权须在严格的条件下方有实现的可能。
四、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适用条件
1.合同的有效成立
只有在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下，才可以谈到合同解除的问题。在合同成立之前，相关债务关系的结束为合同撤销等民法制度所调整。
对于有效成立的合同是否以双务合同为条件，存在不同的看法。德国民法典将调整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问题的第324条规定在双务合同的框架之下。但诚如上文所分析，合同解除的要件应该并已经开始逐步摆脱债之主体互付对待义务的牵连性束缚，而给予债权人在单务合同以及非牵连性义务侵害的情形下，引发合同解除效力的可能，因而这一限制实为多余。德国学者Gsell也认为，既然此处的合同解除权不再与给付义务的侵害相联结，那么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中的“双务合同”的限制并不合理。[15]
2.附随性义务的侵害
需要具备的要件是所侵害的义务为附随性义务。该义务的法源在德国法中为民法典第241条第2款。依据该款：债务关系可以依其内容使任何一方负有顾及另一方权利、法益和利益的义务。[16]在我国法中，为《合同法》第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其具体内容依据合同关系的类型、合同主体的利益状况以及合同对主体双方信任程度的要求等来确定，通常包括保护性义务、协助性义务、照顾或注意性义务、告知或说明性义务、保密性义务等等。正如上文所提及，附随性义务有不确定性和个案解释性的特征，无法作出周延性的描述。而且即便上述所列举的同一义务，在不同的个案中也会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内涵与外延来。但无论怎样变化，判断附随性义务的核心标准都在于其对于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保护是否为必要。
问题是，这里的附随义务是否可以将先合同义务包罗在内，从而引发先合同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效力？先合同义务的产生基于合同双方在建立有效的合同关系之前，进行缔约磋商、缔约准备以及进行类似交易接触过程中，一方所负担的照顾对方权利、法益和利益的义务。先合同义务通常认为属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规范的范畴，即合同一方在合同成立之前不可免责地违反了其应负担的先合同义务，那么合同另一方有权利要求对方赔偿因此产生的损失。此外，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采用欺诈或胁迫的方式订立合同，另一方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来摆脱合同义务的束缚。在存在损害的情况下，其依然可以通过缔约过失责任要求对方赔偿。但除此之外，还会存在一些情况，诸如合同一方在合同磋商或者准备的过程中，对另一方的其他财产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或者对其人身进行了恶意的毁谤或者侮辱，而这类情形在合同成立之后方被对方所获知。此时是否可以如附随义务侵害一样适用合同解除的规则，值得探讨。
在德国民法学界，学者们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学者Gsell认为，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仅以合同成立以及侵害第241条第2款的照顾性义务为条件，而并不要求该义务侵害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因此，先合同义务侵害有适用第324条的空间。他还进一步主张，债权人在订立对其有利的合同之后，获知其法益在合同磋商期间受到严重损害时，可通过第324条解除合同，并依照第282条主张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相反，在订立非有利的合同的情况下，通过第324条解除合同的同时，还可以依照第311条第2款和第280条第1款主张消极利益的赔偿。[17]但也有德国学者认为，先合同义务不在民法典324条所提及的范围之内，不应引起合同解除的效果。因为第324条所包含的要件是一项照顾性义务的违反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以至于不能再苛求债权人坚持履行合同，从而避免对债权人的完整性利益造成不可期待的损害；而先合同义务的初衷则着眼于避免通过订立合同，造成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损害。此外，有学者也认为，通过第280条第1款以及第311条第2款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已经可以充分的保护先合同义务侵害下债权人的利益，故无须第324条的介入。[18]
在附随义务和先合同义务的关系上，笔者认为，尽管两者都来自同一法源，都包含有一方保护、照顾另一方等的权利内容，但两者在概念上仍具有区分的必要。附随义务从中文概念的语义上不难得出，其必定是“附随”着一定的主给付义务而出现的。只有在主给付义务存在或已经履行完成的情形下，“附随”义务的产生才具有意义，否则便会使人至少在概念的使用上产生困扰。而先合同义务则没有此项要求。先合同义务产生于合同成立之前的合同磋商和合同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尽管也有一些与将来主给付义务相关的告知、说明、准备等义务，但在合同没有正式成立和生效之前，毕竟还不存在主给付义务，也就谈不上“附随”义务的问题。而且，在合同磋商破裂等情形下，双方的债务关系将终结在先合同义务阶段，合同主给付义务不再发生，“附随”义务也就不具有存在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在保留“附随义务”这一称谓的前提下，需要将其与先合同义务加以区别。前者产生的时间在合同成立之后，而后者产生的时间则在此之前。
但两者的区别并不足以阻止先合同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适用。正如笔者上文所论述的，合同解除的法律原因已经不再囿于牵连性主给付义务的侵害，而是可以扩张到对于合同主体完整性利益的破坏。这种完整性利益的存在不以给付义务的存在或是否已经履行完成而发生改变，因而对其的侵害的确有可能发生在主给付义务产生之前，而这种侵害对合同主体是否可以合理期待的[19]继续维持在合同效力内同样会产生影响。例如，一名演员与制片方签订了一份演出合同。在合同订立之后，演员方得知制片方为达到其宣传演出的效果，在签约之前对其进行过严重的人身诽谤。该演员认为，制片方的诽谤行为，对其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对其将来演艺事业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遂要求解除合同。可以设想，这种人身性的义务侵害无论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前或订立之后，对该演员所造成的伤害程度都不会发生改变，因而可以支持其解除合同的请求。此外，上述提及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政府理由书中，所列举的画家侵害债权人房屋设施导致债权人解除合同的案例，尽管该义务侵害行为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后，但不难设想，如果该侵害行为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前的合同准备阶段，而债权人由于某种原因在合同成立之后才获知其受损的情形，那么该行为对于债权人所造成的损害丝毫不会异于案例中的情形，在此种情况下同样赋予其合同解除的权利方才合理。[20]
与此相关的还有后合同义务的侵害与合同解除的关系。附随义务的特征决定了其不会随着主给付义务的完成而必然消灭，而可能依然以后合同义务的形式出现，来确保债权人的完整性利益得到最终全面的保护。尤其是后合同义务的侵害对债权人“给付的使用”产生严重影响时，同样可以考虑通过合同解除的方式，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合理的维护。[21]例如，房屋装修人员尽管已经完成了其合同约定的装修义务，但在撤离的最后一天对留在屋内的债权人进行了严重的性侵犯。单从民法的角度，这种行为固然可以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等方式对债权人予以赔偿，但即便如此，依然有可能无法完全消除该行为对债权人造成的影响，因为该房屋是债权人每日生活起居的重要场所，其在家中只要看到屋内的装修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债务人曾对其的侵犯，进而严重影响其每日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赋予债权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合理的。
3.维持合同履行无法合理期待
债的本旨在于全面合理地完成和满足债权人的给付利益。在给付利益可以得到实现，而仅仅发生债权人完整性利益受损的情形下，通常不会也不应该赋予合同主体解除合同约束的权利，从而对“契约神圣性”造成不必要的破坏，尤其在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损害，通过民法规范中的简单损害赔偿规则[22]即可予以救济的情形下更是如此。因此，发生附随义务侵害而解除合同的情形，必须具备严格的限制条件，使得其可以在与维持合同效力的利益博弈中取得优先顺位。依据德国法第324条规定，这一要件被称为“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具体而言，当债务人违反法典第241条第2款所规定的义务时，以不再能够合理期待债权人坚持履行合同为限，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考察不可合理期待性不能单纯依靠债权人的主观感受，而需要在个案中权衡合同主体双方的客观利益状况，从而确定所出现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于债权人继续维持合同的履行是否已经到达不可忍受的程度。[23]通常被纳入考量范围的因素，从义务侵害的本身出发有：义务侵害的严重程度、侵害结果所涉及的范围和所持续的时间、侵害是否具有反复性等；从合同内容的角度出发则是该合同对于主体双方信任程度的要求等。通常，长期性的或继续性的合同对于双方信任程度的要求，要高于一次性的简单货物交易合同，因而附随义务的侵害在前者的情形下更容易得出不可合理期待性的结论。此外，催告或提示对于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判断也有影响。由于附随义务并不存在履行期限的问题，因而在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中，并没有像第323条第1款不履行到期债务或不以负担的方式履行债务情形下，对于合同解除规定有指定合理期间的要求。因此，原则上债权人在附随义务侵害达到一定程度时，可以直接解除合同，这种情况尤其在义务侵害具备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可予以认可。在义务侵害的程度属于中等，或对某一侵害行为是否可以构成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存在疑问时，债权人是否曾一次或多次提出过催告或提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这一要件的判断。[24]
除此之外，对合同履行的维持可以产生不可合理期待性影响的还有债务人义务侵害的可归责程度。依照现代债法的发展趋势，合同解除已经不再将债务人的过错作为要件来考量。这一点无论从《联合国买卖法》第49条、《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条，到德国新债法第323条，再到我国《合同法》第94条都可以得到印证。然而，债务人义务侵害时所具有的可责性在合同解除的场合并非完全失去了作用。在考察附随义务侵害情形下，债权人继续维持合同履行是否具有合理期待性时，债务人的过错程度应该被予以重视。特别是在涉及债务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债权人完整性利益损害的场合，应该作出更加有利于债权人的判断。当然，债权人对于附随义务的侵害是否也存在过错，同样会影响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判断。在债权人与有过失情况下，若要肯定其合理期待性遭受破坏，必须提出比在该过失不存在的情形下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五、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在上述解除条件满足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通过发出解除声明来引发合同解除的效果。合同解除后，债权人可以在债务人可归责的条件下，请求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在解除声明发出之前，合同并不随着解除条件的具备而自然解除。德国新债法并没有对该解除声明的行使设定期间，但从诚实信用的原则出发，债权人应该在一定合理的期限内发出该声明，否则解除权予以排除。[25]另外，不少德国学者也认为，债权人长期间的等待而不行使解除权，通常也可以证明，附随义务的侵害对于其继续维持在合同效力中并没有造成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影响。[26]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避免其陷入不可预期的消极等待中，债务人可以为债权人设置一个合理的期限，使其在这一期限内可以充分考虑是否决定解除合同。期限届满而没有发出解除声明的，视为解除权的放弃。[27]此外，德国民法学界的通说也认为，债权人在明知该附随义务侵害可以产生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受领债务人的给付，视为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的丧失或对其解除权的放弃。[28]
需要讨论的是，债权人的受领迟延对于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否会产生影响。在合同给付义务发生侵害的场合，依照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6款后半项的规定，当满足合同解除的条件发生在债权人受领迟延时，以债务人不可归责为限，解除权排除。但该规定是否可以适用于第324条，德国学界存在争论。在其债法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草案里对此适用予以了肯定，但法律委员会的决议却认为，债权人是否陷入受领迟延对于附随义务的侵害后果不产生影响。债权人的过错问题完全可以纳入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的考察过程中。[29]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该法典第323条是对给付义务不履行或不以负担的方式履行的情形下，合同解除问题的规定。在此种情形中，债务人是否可归责对于合同解除的效果不产生任何影响。而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问题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利益状态。在债务人不存在过错，而债权人又可归责的陷入受领迟延的情形下，几乎不可能满足不可合理期待性的要件，因而也就没有必要适用上述解除权排除的规定。
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部分履行情形下发生附随义务侵害，对于合同解除所产生的影响。当债务人已经依约完成了部分履行，而在此之后发生了对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侵害，使得其继续维持合同履行不能合理的期待，那么此时应允许债权人引发只针对未履行部分的部分解除。当然部分解除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合同原始给付具有可分性。此种情形在继续性合同中较常发生。由于该类型合同一般持续时间较长，各个单独的履行行为之间紧密性不强，因此在给付期间内所发生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之前已经完成的给付部分影响较弱。而对于还未完成的给付，债权人在满足上述合同解除的条件下，可以发动指向将来给付的部分解除。例如，某公司与网络运营商签订了长期的网络使用合同。在使用1年后，由于该网络运营商上门维护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造作的过程中，对公司机房的机器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致使该公司员工无法正常使用网络长达1个月，从而造成公司重大的利益损害，其客户也有一定的流失。公司因此提出解除合同。在这样的情形下，应该赋予该公司针对以后未完成的合同部分进行解除，从而减少其利益再次受到侵害的可能。
当然也不排除例外的个案，即债务人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于已经完成给付的继续维持或使用也产生了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影响，那么此时应该例外的允许债权人针对合同的全部予以解除。除此之外，部分履行下的合同解除可参考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5款第1句的规定来处理，即只有在债权人可以证明，由于将来未完成给付的排除，造成其对于已经完成的部分履行也没有利益的情况下，方可主张针对全部合同的解除。
六、结论
合同解除的法定原因，其连接点如何设置，与一国的社会交易状况以及法律政策息息相关。从我国《合同法》第94条所罗列的五项合同解除的法定原因来看，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对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适用问题进行调整。尽管也有学者认为，第94条第4款后半项所提及的“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许可以包括上述情形。但考虑到附随义务侵害在很多场合并不一定与满足合同给付义务为指向的合同目的相冲突，笔者因此建议，我国可以参照德国民法典第324条，在第94条中补充设立单独的一项，来调整和规范在发生附随义务侵害的情形下，如何适用合同解除的法律问题。
在由先合同义务、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以及附随义务等构成的合同“义务群”中，附随义务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尽管与合同主给付义务的直接关联性较弱，但其对于合同债权人利益的全面维护和保障，从而确保其可以合理期待的受领和使用债务人所为的给付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在附随义务的侵害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赋予其引发合同解除的效力，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或弥补债权人的损害，同时也有助于在督促和提醒债务人在完成给付义务的同时，注意全面保护债权人的其他财产和人身权益。
但也需要注意的是，在附随义务侵害的情形下，合同解除的适用需要十分谨慎，尤其是在合同的主给付义务部分已经得到完成，而债权人所遭受的损害可以通过一般损害赔偿原则予以满足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具体的适用，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照合同双方的各自利益状态、履约的具体情况以及主体双方的可责性状况予以酌情裁量。对此，债权人应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来证明债务人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其继续维持合同履行构成了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影响。而上述所提及的解除权排除的要件则需要债务人负责举证。
李伟迪
摘要：血缘关系是中国行政立法的重要依据，比较中国古今的血缘行政立法，现行法在消除血缘行政特权方面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在血缘任职回避、血缘受贿立法等方面，应充分汲取古代法之精华。
关键词：血缘 行政立法 任职 回避 受贿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夏商周分封诸王，血缘是行政组织的依托，宗族是行政系统的主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拓展，血缘关系在组织国家政权和推动社会运转中的作用日益淡化。但是血缘关系在皇权制度、选官制度、行政制度、回避制度、反贪制度等行政立法方面，仍有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古代与现行的血缘行政立法，既能窥见古代法的辉煌，也能觉察到现行法的不足。
一、 血缘与选官制度
1、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个重大特色是孝悌为官。一个人对血缘亲属尊老爱幼，堪为楷模者，可以被选为官员。汉宣帝时“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 [1]“唐以孝著，为郎中令。” [2]官员不举孝是重罪，被选举者不就职也是重罪。 “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3]西汉举孝廉约32000人，东汉约42000人。[4]孝悌为官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2、父祖为官，子孙亦可为官。行政官员血缘亲属有任职特权，在任官员的子孙依据血缘关系和父祖的品位，有免试担任行政职务的权利。唐代规定，皇亲国戚及五品以上官之子孙，可以凭父祖的官品取得做官的资格，五品可荫孙，三品以上可荫及曾孙，[5]李德裕与父祖三代荫叙为官即是证明。[6]
3、血缘与行政处罚有直接关系。有些行政处罚因血缘而起，有些因血缘而轻重，有些因血缘而免除。例如，所任官名与父祖名同字或谐音，则应辞职；如果老亲有疾病在身，又无人照顾，也必须辞职；在为父或母守丧期间也不能任公职。“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在父母丧，生子及娶妻；兄弟别籍异财，冒哀求仕；……免居所官。”[7]“诸庙享，知有缌麻以上丧，遣充执事者，笞五十；陪从者，笞三十。主司不知，勿论。”[8]官员不得随意役使部属，如果与部属有亲属关系，则不受限制，“若有吉凶，借使报监临者，不得过二十人，人不得过五日。其于亲属，虽过限及受馈、乞贷，皆勿论。” [9]唐律按血缘构建了户赋制度，一个直系血缘近亲群体为一户，家长是责任人，承担交征税役的责任，“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 。女户，又减三等。” [10]
根据血缘选官、任官和行政处罚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现行行政法彻底抛弃了这一封建特权立法，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大进步。但是，现实中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法律的这种时代精神，“裙带”意识严重，是人事领域腐败的重要根源。
二、 血缘与行政任职回避
血缘任职回避是中国古代行政立法的重要内容。明洪武元年规定：在两京，其父兄伯叔担任行政主管者，其弟男子侄不得担任监察之官；内外主管衙门及所属衙门中有系父子、兄弟、叔侄关系者，要回避；回避的原则是依官阶以低就贵，[11]清代把任职回避的范围扩大到了祖孙关系、姐妹关系和姻亲关系，“京师中央各部、院尚书、侍郎以下，至翻译满语文的笔贴式以上，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供职，令官阶低者回避。乾隆五十八年规定，母亲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女婿、亲姐妹之子，都不得在同一衙门内为上下隶属之职。” "如有捏称宗族姻亲，择缺美恶者革职（私罪）。该上司自认姻族扶同捏报者，亦革职（私罪）。在外失于详查之出结官，降一级调用，在京查之出结官，降一级留用（俱公罪）。凡假借回避，有意择缺者，均照此例议处。"[12]
我国还未制定系统的任职回避行政立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人事部出台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
"第二条 国家公务员有下列亲属关系之一的，必须按规定实行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一）夫妻关系；（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第三条 国家公务员凡有第二条所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计、人事、财物等工作。"
"第四条 （二）一般由职务较低一方回避；职务相同的，由任免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公务员的实际情况决定其中一方回避。"
"第八条 国家公务员办理任职手续前，应当如实向主管部门报告应回避的亲属关系，对隐瞒不报的，予以批评教育并调整工作。应回避的国家公务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应采取行政措施予以调整。"
"国家公务员从事公务活动时，应主动报告应回避的关系。对隐瞒不报的，予以批评教育，其中因未回避给公务造成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应给予相应的处分。”[13]
新近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在讨论干部任免时，凡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干部考察组成员在干部考察工作中涉及其亲属的，本人必须回避。"此规定有利于抑制选拔环节中的“裙带”腐败。
比较古代与现行血缘任职回避立法，其基本一致的是：第一，现行行政法继承了古代法中任职回避的范围，三代以内的血亲都属回避的对象。第二，回避的办法是以低职回避高职。第三，对不遵守回避规定的行为，都给予处罚。但是二者也有很大的差异：第一，现行法规定了公务回避的要求，古代法则没有。第二，古代法对违背回避规定的处罚比现行法严厉，分革职查办和降级二种。现行法的制裁太轻，最重处分也只是开除，但现实中从未有一例因违背回避规定而被开除公职的案例，违规成本太低。而违规利益的丰厚，使敢于以身试法而高枕无忧者日多，这与今天的腐败现状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三，古代法中回避的职业范围包括一切公务，而现行法只涉及行政机关，排除了党务部门和司法机关，而前者是领导决策机关，后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是社会的中枢，而血缘任职却无法律禁止。第四，古代法的法律渊源是较完备的行政法，现行法的法律渊源是国务院和部门的暂行条例，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不利于对人事腐败的打击。
三、 行政官员血缘亲属受贿的立法
近年来，全国特别是湖南的血亲曲线受贿案直线上升，一些领导干部唆使、纵容自己的血亲大肆收受贿赂，或者由血亲开公司、办实体，自己隐居幕后操纵，利用手中权力牟取暴利，马某某受贿案就是典型。
法庭上检察机关指控马某某担任省交通厅副厅长期间，利用主管全省公路重点工程及担任厅招标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之便，伙同妹妹、女儿、女婿，帮助他人中标、分包工程和承担业务，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单独和共同收受个人和单位贿赂226.6万元。马某某本人虽然只单独受贿13万元，其它则均为共同受贿，所受贿赃款大部分留存在他妹妹、女儿和女婿手里。对此，马辩称他不知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钱财数额，无受贿故意，故不构成犯罪。控方认为，马某某明知妹妹和女儿等人要利用其职务为请托单位谋取利益,任由他的亲属向请托单位收取钱财，因此马某某与妹妹和女儿等人形成了其同受贿故意。[14]
本案的特点是公务员与血亲精心策划，曲线受贿，数额巨大，并企图规避法律。马某某辩称，自己不知道妹妹和女儿等人等是否收了钱，收了多少钱，自己也没收到和保管钱物，因此就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钱物的行为，与己无关，自己无受贿的故意，不构成受贿罪。控方驳辩说，马某某明知妹妹和女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的贿赂，构成共同受贿的故意。笔者认为，虽然马某某对自己的行为心知肚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不得不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从法律的严密性和法律的功能看，本案审理存在二个问题，首先是个直接问题：共同故意的指控不能成立。即使凭案情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基本肯定马某某等人预谋曲线受贿，被告人后来也确实这样运作，但是控方如果没有举出被告等人如何策划、如何分工、如何联系的具体事实，包括时间、地点、主体、客观方面等，就不能认定曲线受贿。从法理考虑，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故意，第一，要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行为，包括个人行为和共同行为；第二，要看行为人是否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第三，要看行为人是否积极追求或放任特定效果的发生；第四，如果是受贿的故意，还要看受贿人是否知道行贿人和行贿数额。从本案的法庭辩论看，如果控方不能提供其他证据，马某某可以作这样的辩护：就妹妹和女儿等收取财物的行为，我没有参与谋划，我不知道行贿人是谁，数额多少、请求事项，没有占有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的财物，因此，我既没有受贿的故意，也没有受贿的赃物，因此不构成共同受贿。
其次是个间接问题：法律不能制裁马淇英等人的行为。如果马某某的辩护成功，妹妹和女儿等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可能会作二种定性，其一是诈骗行为，其二是合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定为合法行为的居多，因为其行为可以理解为中介费、劳务费、无偿赠予等，如果碰上腐败的司法官，这正是徇私枉法的好机会。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类似的行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告无罪释放，贿赂公行而无可奈何。试举一个审结无罪的案例：
甲为一私营原料生产企业主，为争取某大型国企购买自己的原料，以老乡名义资助该企业领导人乙之子丙注册的公司10万元。资助之初，甲乙没有提及原料之事，半年之后，甲以产品积压太多为理由，请求乙帮忙，乙暗示自己的采购科长丁与甲协商，甲成功地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该国企推销原料50吨，获取超额利润30万元。后由于原料积压变质，该国企损失近60万元。此事被侦查起诉后，甲、乙和丁都否认有行贿受贿行为，声称甲之资助完全是朋友行为，原料购买是正常业务关系，较高价格和企业损失是市场变化引起的，是经营风险的体现。审理结果是罪名不成立，乙无罪释放，当然乙之子丙也无共同受贿的故意。
此案的作案手法比马案更为狡猾，从长计议，打擦边球，但实质一样，是利用血亲曲线受贿。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智商较高，谋划周密，熟悉相关法律，利用血亲关系的亲密和稳定性，钻法律的空子，达到行贿和受贿的目的。此类现象，路人皆知，但是依刑法第382条、385条、393条、394条，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
为什么现行法律这样苍白无力？就是立法中有二个缺口，其一，立法要求控方承担血亲是否勾结的举证责任，事实上控方很难取证。其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血亲取财是受贿，曲径通幽，犯罪分子暗渡陈仓。
血亲曲线受贿，自古有之，对比现行法律，我国古代立法更行之有效，以唐律为例：
“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财、乞物、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非监临之官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家人罪一等”。[15]
凡州、县、镇、戍、折冲府等判官以上，都是监临之官，一般指有领导职务之人，非监临之官指办事员，这些官吏的家人如果收受部下的财物，或向部下借债，或无偿使用部下的劳动，或与所管理部门交易时假公济私，都属犯罪行为；该官吏如果事前不知道家人的上述行为，也默认有罪，如果事前知道，则按一般的受贿罪处罚。唐明律基本一致，试举一个明代的案例：
“宣德四年七月庚午，宥刘观死罪，谪其子辐辽东充军，令观随辐闲住。观为都御史，贪赃狼籍，……其子辐尤无状，与皑等相为表里，各道御史悉听指使。浙江奸民伍辰、顾宗淳等皆犯死罪，辐受其白金数百两，皑与观皆播弄得免死。辐之所得，盖与观等。辐贪淫狼愎，靡所不至。上初有闻，犹以旧臣曲容观，及史劾奏其父子，备得实状，然后发之。”[16]
本案审理有它的法理基础：第一，血亲或家人收受部下财物，必有所应，必然告知官吏，受人之托，用人之财，必有所偏。事前不知，有失教之责，事前知道，有纵贪之恶，不能治家，怎能治国？不能正己，怎能正人？家人受财，官员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第二，如果要求控方承担事前是否知道的举证责任，则是缘木求鱼，因为家人之间的交流往往对外有一定的封闭性和隐密性，不易取证。第三，官员和家人是利益共同体，案发后，家人为了保护该官吏，会不惜一切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以规避法律制裁，以确保家庭的整体利益。第四，提高腐败的成本，依托血缘或亲缘立法，对症下药，制度反腐，从体制上进一步堵塞腐败的通道。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肯定，血缘关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在行政立法和刑事立法中要反映这种特殊性：首先，鉴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应把一切国家作人员视为公务员，制订一个规范全体公务员行为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其次，要坚决抑制人事任命和公务活动中的血缘因素的腐败，有针对性地制订预防血缘因素腐败的操作性条款；其三，在刑事法律中，应增加针对血缘因素行政腐败行为的制裁条款，对公务活动中的裙带行为和亲属共同受贿行为进行刑事制裁，提高血缘因素行政腐败的成本。
参考文献：
[1]《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389页。
[2]《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218页。
[3]《汉书.宣帝纪》[M]，《二十五史》[M]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第383页。
[4]黄留格著，《秦汉仕进制度》[M]，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06页。
[5]《旧唐书.职官一》[M]卷42，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第1804页。
附随义务侵害与合同解除问题研究
－－以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为参照
刘毅强 德国慕尼黑大学 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 附随义务；完整性利益；合同解除
内容提要: 附随义务问题的研究随着德国“积极侵害债权”理论的出现而日益受到民法学者的重视。我国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遗憾的是，多数研究只是局限于是否应该在肯定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主体可以进行合同解除这一层面。除此之外，其他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和展开的并不多。因此，在总结和研究德国民法相关立法和学理的基础上，着重于深入分析附随义务侵害发生后，合同解除的适用空间以及所可能引发的各种法律问题。期望可以对我国附随义务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相关司法实践的开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债法的发展趋势表明，保障进人债务关系领域之相关主体的完整性利益，越来越得到各国民事立法者的重视。这一趋势本身也是市场交易日趋复杂化、群体化、多样化背景下民事立法的必然发展，同时也是民法总则中诚实信用原则在债法领域的不断延续和深化。因此，不啻是满足债务关系本旨的给付利益需要得到有效的维护；与此同时，与给付利益相关，甚至没有直接关联的债务关系主体以及相关第三人的其他财产与人身利益，都已经纳人民法规范保障的视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附随义务问题的研究以及相关理论体系的建立显得日趋重要。
近些年，我国民法学界对于附随义务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对于附随义务侵害是否可以引起合同解除的问题也有所探讨。但遗憾的是，纵观我国学者的相关论述，多数只是局限于是否应该在附随义务侵害发生的情形下，赋予合同主体以合同解除的权利这一层面。除此之外，其他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和展开的并不多。因此，本文在总结和研究德国民法相关立法和学理的基础上，将着重于深入分析在附随义务侵害发生后，合同解除的适用空间以及所可能引发的各种法律问题。
二、附随义务概念的再讨论
附随义务的内容由于通常不被合同主体所约定，而是更多地依据合同的目的和类型，以及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确定，因而对其进行精确的定义一直是理论界的难题。或许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在附随义务概念的使用上，一直存在混淆和模糊的状况，特别是学者中常常出现将附随义务与从合同义务、附随义务侵害与不完全履行进行交叉使用的情形。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对于附随义务理论体系的建立和明晰不利，而且也容易使民法初学者相对关法学理论的研习造成一定的困扰。因而，在展开对附随义务侵害与合同解除问题的探讨之前，实有必要再次辨明附随义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附随义务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在债法领域的内在延伸和发展。其产生并不旨在对债权人给付利益的保障，而是着眼于合同主体既存利益或完整性利益的维护。因而，附随义务是在债务关系产生之初即伴随着主给付义务出现的，为了维护债务关系主体一方的既存利益，依照民法诚实信用原则而要求对方所负担的照顾性或保护性的义务。在合同之债中，由于合同主体的既存利益难以也不需要被合同双方所约定，因而附随义务的出现也就具有了内容多样性和个案解释性的特征。此外，附随义务的产生时点也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特征，因为在合同主给付义务产生后的任何阶段，相关主体的既存利益都有随时被照顾和保护的必要。
附随义务与合同主义务的区分通常比较明晰。在特定的合同中，合同主体也可以通过约定将一般意义下的附随义务提升为该合同的主给付义务。例如在咨询合同、保管合同、保安服务合同等类型中，传统归属于附随义务的照顾、保护、告知等义务便成为合同主给付义务的一部分。反之亦然。此外，违反合同主给付义务的行为也可能会同时侵害到合同的附随义务，从而在合同解除条件的适用层面出现法条竞合的问题。例如，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的马饲料有毒，致使买受人的马匹发生死亡，即是典型的某一违约行为同时造成主给付侵害和附随义务侵害，从而使得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和其他完整性利益均受到损害的案例。此种情形下，应该允许债权人在合同解除的条件同时满足时，择一适用相应的法条。
需要讨论的是附随义务与从合同义务的关系。从合同义务通常是依据合同的目的和类型，为了使债权人的给付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和实现，而要求债务人在主给付义务以外辅助完成的其他给付性义务。从该定义中不难发现，从合同义务针对的是给付利益本身，因而其内容与该合同设立的本旨息息相关。而附随义务指向的则是合同主体给付利益之外的其他完整性利益，诸如债权人既存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与从给付义务不同的是，附随义务并不是用于辅助和完善债权人可得的法益，而是用于维护其现有的法益。[1]也正因为如此，附随义务的内容通常与合同的原始给付关联性较弱。这是区分附随义务与从合同义务的关键所在。[2]而两者的其他区别，例如是否具有可诉性以及赔偿范围的不同等都应该建立在上述核心区别之上。
其次需要探讨的是，附随义务侵害与不完全履行的关系。不完全履行，通常是指债务人虽然履行了债务，但其履行不符合债务的本旨。[3]不完全履行，在不同的文献中也被称为不完全给付、不良履行、不良给付、不当履行等。在讨论附随义务侵害与不完全履行的关系中，多数学者将前者作为后者的一种形态来理解，并认为其根源在于德国法中的积极侵害债权理论。例如，王泽鉴先生认为：“在契约成立后之履行期间，当事人之接触益为密切，更须尽其注意，避免侵害相对人之人身或财产上利益。违反此项义务时，应成立所谓之不完全给付。”[4]张广兴先生也将债务人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界定为不当履行。[5]此外，依据韩世远先生的观点，附随义务的不履行，因有违于诚信原则，也可以构成不完全履行。[6]
笔者对此种观点不能认同。从不完全履行的语义可以看出，其与设立债权债务关系本旨的履行利益（或原始给付利益）直接相关，即债务人所提供的给付与债权债务关系之目的不完全相符。此类行为在德国法上作为“非以负担的方式履行给付”，被规定于该国民法典281条和323条第1款第2项中。[7]此类行为实则履行障碍原因类别中的“瑕疵履行”。而附随义务则与主给付利益的完成关系较远，而与债之主体完整性利益的维护直接相关。换句话说，即便在主给付义务“完全履行”的场合，债务人依然有可能违反其附随义务，对债权人的其他财产和人身利益造成侵害，而债权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也有权在此类场合主张（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以及解除合同等。在德国债法现代化法改革的政府理由书中所专门提及的案例即是最好的说明：一名画家尽管可以正常地实施自己所承担的绘画工作，但他一再不可免责地使债权人房屋设施受到毁损。尽管此时画家完全可以实现债权人的履行利益，但由于其行为造成债权人物的损害并达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故债权人有权直接向画家要求合同解除以及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8]因而，将附随义务侵害归类于不完全履行，不仅从各自的内涵上无法自然衔接，同时也容易对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概念的使用产生混淆，不利于彼此的区分。因此，笔者建议今后可以将附随义务侵害从不完全履行中分离，单独作为一种义务侵害的方式；同时将诸如“瑕疵履行”、“不完全履行”、“不良给付”、“不良履行”“不当履行”等概念整合，统一用“瑕疵履行”这一术语来表达“非以负担的方式履行给付”这种类型的义务侵害方式。[9]
三、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10]适用的可能
合同解除作为一种给付障碍情形下，合同主体摆脱合同主体义务的方式，被各国民事立法者以及国际和区域统一法重视。合同解除一方面为陷入履行困境的合同主体提供了重获“交易自由”的工具，为其尽快缔结下一个债权债务关系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任意冲破合同“法锁”的约束，破坏“契约神圣”原则的风险。[11]因而设置怎样的“门槛”来规制合同解除行为，成为各国立法者考量的重点，其也常常反映着各国法律政策的重心与倾向。
合同解除在过去各国的民事立法和法学理论中，常以双务合同中双方互付牵连性义务为限。除此以外，在单务合同以及非牵连性义务的场合，合同解除则不予考虑或认为没有意义。至今也有学者坚持此一观点。[12]在德国法上，尽管其旧债法第325条和第326条对于合同解除作出了上述限制，但在其后陆续有相当多的判例和学说认定，即便在积极侵害债权的场合，仍有适用合同解除的余地。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附随义务侵害的情形。[13]这一学说日后逐渐成为德国民法学界的通说，并通过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被正式规定在新债法的第324条当中。此外，依据学者的总结，国际统一法判例也逐渐突破了上述界限，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中允许合同因附随义务的侵害而被解除。[14]笔者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的确存在某些情形，尤其是在与给付利益相距较远的保护性义务受到侵害的情形下，有必要赋予债权人合同解除权，以充分保护其既存利益的完整性。但考虑到与“契约神圣”原则的协调，此时的解除权须在严格的条件下方有实现的可能。
四、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适用条件
1.合同的有效成立
只有在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下，才可以谈到合同解除的问题。在合同成立之前，相关债务关系的结束为合同撤销等民法制度所调整。
对于有效成立的合同是否以双务合同为条件，存在不同的看法。德国民法典将调整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问题的第324条规定在双务合同的框架之下。但诚如上文所分析，合同解除的要件应该并已经开始逐步摆脱债之主体互付对待义务的牵连性束缚，而给予债权人在单务合同以及非牵连性义务侵害的情形下，引发合同解除效力的可能，因而这一限制实为多余。德国学者Gsell也认为，既然此处的合同解除权不再与给付义务的侵害相联结，那么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中的“双务合同”的限制并不合理。[15]
2.附随性义务的侵害
需要具备的要件是所侵害的义务为附随性义务。该义务的法源在德国法中为民法典第241条第2款。依据该款：债务关系可以依其内容使任何一方负有顾及另一方权利、法益和利益的义务。[16]在我国法中，为《合同法》第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其具体内容依据合同关系的类型、合同主体的利益状况以及合同对主体双方信任程度的要求等来确定，通常包括保护性义务、协助性义务、照顾或注意性义务、告知或说明性义务、保密性义务等等。正如上文所提及，附随性义务有不确定性和个案解释性的特征，无法作出周延性的描述。而且即便上述所列举的同一义务，在不同的个案中也会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内涵与外延来。但无论怎样变化，判断附随性义务的核心标准都在于其对于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保护是否为必要。
问题是，这里的附随义务是否可以将先合同义务包罗在内，从而引发先合同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效力？先合同义务的产生基于合同双方在建立有效的合同关系之前，进行缔约磋商、缔约准备以及进行类似交易接触过程中，一方所负担的照顾对方权利、法益和利益的义务。先合同义务通常认为属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规范的范畴，即合同一方在合同成立之前不可免责地违反了其应负担的先合同义务，那么合同另一方有权利要求对方赔偿因此产生的损失。此外，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采用欺诈或胁迫的方式订立合同，另一方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来摆脱合同义务的束缚。在存在损害的情况下，其依然可以通过缔约过失责任要求对方赔偿。但除此之外，还会存在一些情况，诸如合同一方在合同磋商或者准备的过程中，对另一方的其他财产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或者对其人身进行了恶意的毁谤或者侮辱，而这类情形在合同成立之后方被对方所获知。此时是否可以如附随义务侵害一样适用合同解除的规则，值得探讨。
在德国民法学界，学者们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学者Gsell认为，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仅以合同成立以及侵害第241条第2款的照顾性义务为条件，而并不要求该义务侵害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因此，先合同义务侵害有适用第324条的空间。他还进一步主张，债权人在订立对其有利的合同之后，获知其法益在合同磋商期间受到严重损害时，可通过第324条解除合同，并依照第282条主张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相反，在订立非有利的合同的情况下，通过第324条解除合同的同时，还可以依照第311条第2款和第280条第1款主张消极利益的赔偿。[17]但也有德国学者认为，先合同义务不在民法典324条所提及的范围之内，不应引起合同解除的效果。因为第324条所包含的要件是一项照顾性义务的违反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以至于不能再苛求债权人坚持履行合同，从而避免对债权人的完整性利益造成不可期待的损害；而先合同义务的初衷则着眼于避免通过订立合同，造成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损害。此外，有学者也认为，通过第280条第1款以及第311条第2款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已经可以充分的保护先合同义务侵害下债权人的利益，故无须第324条的介入。[18]
在附随义务和先合同义务的关系上，笔者认为，尽管两者都来自同一法源，都包含有一方保护、照顾另一方等的权利内容，但两者在概念上仍具有区分的必要。附随义务从中文概念的语义上不难得出，其必定是“附随”着一定的主给付义务而出现的。只有在主给付义务存在或已经履行完成的情形下，“附随”义务的产生才具有意义，否则便会使人至少在概念的使用上产生困扰。而先合同义务则没有此项要求。先合同义务产生于合同成立之前的合同磋商和合同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尽管也有一些与将来主给付义务相关的告知、说明、准备等义务，但在合同没有正式成立和生效之前，毕竟还不存在主给付义务，也就谈不上“附随”义务的问题。而且，在合同磋商破裂等情形下，双方的债务关系将终结在先合同义务阶段，合同主给付义务不再发生，“附随”义务也就不具有存在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在保留“附随义务”这一称谓的前提下，需要将其与先合同义务加以区别。前者产生的时间在合同成立之后，而后者产生的时间则在此之前。
但两者的区别并不足以阻止先合同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适用。正如笔者上文所论述的，合同解除的法律原因已经不再囿于牵连性主给付义务的侵害，而是可以扩张到对于合同主体完整性利益的破坏。这种完整性利益的存在不以给付义务的存在或是否已经履行完成而发生改变，因而对其的侵害的确有可能发生在主给付义务产生之前，而这种侵害对合同主体是否可以合理期待的[19]继续维持在合同效力内同样会产生影响。例如，一名演员与制片方签订了一份演出合同。在合同订立之后，演员方得知制片方为达到其宣传演出的效果，在签约之前对其进行过严重的人身诽谤。该演员认为，制片方的诽谤行为，对其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对其将来演艺事业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遂要求解除合同。可以设想，这种人身性的义务侵害无论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前或订立之后，对该演员所造成的伤害程度都不会发生改变，因而可以支持其解除合同的请求。此外，上述提及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政府理由书中，所列举的画家侵害债权人房屋设施导致债权人解除合同的案例，尽管该义务侵害行为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后，但不难设想，如果该侵害行为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前的合同准备阶段，而债权人由于某种原因在合同成立之后才获知其受损的情形，那么该行为对于债权人所造成的损害丝毫不会异于案例中的情形，在此种情况下同样赋予其合同解除的权利方才合理。[20]
与此相关的还有后合同义务的侵害与合同解除的关系。附随义务的特征决定了其不会随着主给付义务的完成而必然消灭，而可能依然以后合同义务的形式出现，来确保债权人的完整性利益得到最终全面的保护。尤其是后合同义务的侵害对债权人“给付的使用”产生严重影响时，同样可以考虑通过合同解除的方式，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合理的维护。[21]例如，房屋装修人员尽管已经完成了其合同约定的装修义务，但在撤离的最后一天对留在屋内的债权人进行了严重的性侵犯。单从民法的角度，这种行为固然可以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等方式对债权人予以赔偿，但即便如此，依然有可能无法完全消除该行为对债权人造成的影响，因为该房屋是债权人每日生活起居的重要场所，其在家中只要看到屋内的装修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债务人曾对其的侵犯，进而严重影响其每日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赋予债权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合理的。
3.维持合同履行无法合理期待
债的本旨在于全面合理地完成和满足债权人的给付利益。在给付利益可以得到实现，而仅仅发生债权人完整性利益受损的情形下，通常不会也不应该赋予合同主体解除合同约束的权利，从而对“契约神圣性”造成不必要的破坏，尤其在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损害，通过民法规范中的简单损害赔偿规则[22]即可予以救济的情形下更是如此。因此，发生附随义务侵害而解除合同的情形，必须具备严格的限制条件，使得其可以在与维持合同效力的利益博弈中取得优先顺位。依据德国法第324条规定，这一要件被称为“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具体而言，当债务人违反法典第241条第2款所规定的义务时，以不再能够合理期待债权人坚持履行合同为限，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考察不可合理期待性不能单纯依靠债权人的主观感受，而需要在个案中权衡合同主体双方的客观利益状况，从而确定所出现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于债权人继续维持合同的履行是否已经到达不可忍受的程度。[23]通常被纳入考量范围的因素，从义务侵害的本身出发有：义务侵害的严重程度、侵害结果所涉及的范围和所持续的时间、侵害是否具有反复性等；从合同内容的角度出发则是该合同对于主体双方信任程度的要求等。通常，长期性的或继续性的合同对于双方信任程度的要求，要高于一次性的简单货物交易合同，因而附随义务的侵害在前者的情形下更容易得出不可合理期待性的结论。此外，催告或提示对于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判断也有影响。由于附随义务并不存在履行期限的问题，因而在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中，并没有像第323条第1款不履行到期债务或不以负担的方式履行债务情形下，对于合同解除规定有指定合理期间的要求。因此，原则上债权人在附随义务侵害达到一定程度时，可以直接解除合同，这种情况尤其在义务侵害具备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可予以认可。在义务侵害的程度属于中等，或对某一侵害行为是否可以构成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存在疑问时，债权人是否曾一次或多次提出过催告或提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这一要件的判断。[24]
除此之外，对合同履行的维持可以产生不可合理期待性影响的还有债务人义务侵害的可归责程度。依照现代债法的发展趋势，合同解除已经不再将债务人的过错作为要件来考量。这一点无论从《联合国买卖法》第49条、《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条，到德国新债法第323条，再到我国《合同法》第94条都可以得到印证。然而，债务人义务侵害时所具有的可责性在合同解除的场合并非完全失去了作用。在考察附随义务侵害情形下，债权人继续维持合同履行是否具有合理期待性时，债务人的过错程度应该被予以重视。特别是在涉及债务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债权人完整性利益损害的场合，应该作出更加有利于债权人的判断。当然，债权人对于附随义务的侵害是否也存在过错，同样会影响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判断。在债权人与有过失情况下，若要肯定其合理期待性遭受破坏，必须提出比在该过失不存在的情形下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五、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在上述解除条件满足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通过发出解除声明来引发合同解除的效果。合同解除后，债权人可以在债务人可归责的条件下，请求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在解除声明发出之前，合同并不随着解除条件的具备而自然解除。德国新债法并没有对该解除声明的行使设定期间，但从诚实信用的原则出发，债权人应该在一定合理的期限内发出该声明，否则解除权予以排除。[25]另外，不少德国学者也认为，债权人长期间的等待而不行使解除权，通常也可以证明，附随义务的侵害对于其继续维持在合同效力中并没有造成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影响。[26]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避免其陷入不可预期的消极等待中，债务人可以为债权人设置一个合理的期限，使其在这一期限内可以充分考虑是否决定解除合同。期限届满而没有发出解除声明的，视为解除权的放弃。[27]此外，德国民法学界的通说也认为，债权人在明知该附随义务侵害可以产生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受领债务人的给付，视为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的丧失或对其解除权的放弃。[28]
需要讨论的是，债权人的受领迟延对于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否会产生影响。在合同给付义务发生侵害的场合，依照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6款后半项的规定，当满足合同解除的条件发生在债权人受领迟延时，以债务人不可归责为限，解除权排除。但该规定是否可以适用于第324条，德国学界存在争论。在其债法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草案里对此适用予以了肯定，但法律委员会的决议却认为，债权人是否陷入受领迟延对于附随义务的侵害后果不产生影响。债权人的过错问题完全可以纳入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的考察过程中。[29]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该法典第323条是对给付义务不履行或不以负担的方式履行的情形下，合同解除问题的规定。在此种情形中，债务人是否可归责对于合同解除的效果不产生任何影响。而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问题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利益状态。在债务人不存在过错，而债权人又可归责的陷入受领迟延的情形下，几乎不可能满足不可合理期待性的要件，因而也就没有必要适用上述解除权排除的规定。
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部分履行情形下发生附随义务侵害，对于合同解除所产生的影响。当债务人已经依约完成了部分履行，而在此之后发生了对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侵害，使得其继续维持合同履行不能合理的期待，那么此时应允许债权人引发只针对未履行部分的部分解除。当然部分解除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合同原始给付具有可分性。此种情形在继续性合同中较常发生。由于该类型合同一般持续时间较长，各个单独的履行行为之间紧密性不强，因此在给付期间内所发生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之前已经完成的给付部分影响较弱。而对于还未完成的给付，债权人在满足上述合同解除的条件下，可以发动指向将来给付的部分解除。例如，某公司与网络运营商签订了长期的网络使用合同。在使用1年后，由于该网络运营商上门维护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造作的过程中，对公司机房的机器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致使该公司员工无法正常使用网络长达1个月，从而造成公司重大的利益损害，其客户也有一定的流失。公司因此提出解除合同。在这样的情形下，应该赋予该公司针对以后未完成的合同部分进行解除，从而减少其利益再次受到侵害的可能。
当然也不排除例外的个案，即债务人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于已经完成给付的继续维持或使用也产生了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影响，那么此时应该例外的允许债权人针对合同的全部予以解除。除此之外，部分履行下的合同解除可参考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5款第1句的规定来处理，即只有在债权人可以证明，由于将来未完成给付的排除，造成其对于已经完成的部分履行也没有利益的情况下，方可主张针对全部合同的解除。
六、结论
合同解除的法定原因，其连接点如何设置，与一国的社会交易状况以及法律政策息息相关。从我国《合同法》第94条所罗列的五项合同解除的法定原因来看，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对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适用问题进行调整。尽管也有学者认为，第94条第4款后半项所提及的“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许可以包括上述情形。但考虑到附随义务侵害在很多场合并不一定与满足合同给付义务为指向的合同目的相冲突，笔者因此建议，我国可以参照德国民法典第324条，在第94条中补充设立单独的一项，来调整和规范在发生附随义务侵害的情形下，如何适用合同解除的法律问题。
在由先合同义务、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以及附随义务等构成的合同“义务群”中，附随义务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尽管与合同主给付义务的直接关联性较弱，但其对于合同债权人利益的全面维护和保障，从而确保其可以合理期待的受领和使用债务人所为的给付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在附随义务的侵害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赋予其引发合同解除的效力，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或弥补债权人的损害，同时也有助于在督促和提醒债务人在完成给付义务的同时，注意全面保护债权人的其他财产和人身权益。
但也需要注意的是，在附随义务侵害的情形下，合同解除的适用需要十分谨慎，尤其是在合同的主给付义务部分已经得到完成，而债权人所遭受的损害可以通过一般损害赔偿原则予以满足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具体的适用，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照合同双方的各自利益状态、履约的具体情况以及主体双方的可责性状况予以酌情裁量。对此，债权人应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来证明债务人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其继续维持合同履行构成了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影响。而上述所提及的解除权排除的要件则需要债务人负责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