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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0）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
2000年9月5日修订并通过,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 管辖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和国务院的《通知》及《批复》,制定本仲裁规则。
第二条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原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后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现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以仲裁的方式,独立、公正地解决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经济贸易等争议。
前款所述争议包括:
（一） 国际的或涉外的争议;
（二） 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或台湾地区的争议;
（三） 外商投资企业相互之间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国其他法人、自然人及/或经济组织之间的争议;
（四） 涉及中国法人、自然人及/或其他经济组织利用外国的、国际组织的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资金、技术或服务进行项目融资、招标投标、工程建筑等活动的争议;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特别规定或特别授权由仲裁委员会受理的争议;
（六） 当事人协议由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其它国内争议。
仲裁委员会不受理下列争议：
（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争议；
（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三）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争议。

第三条 仲裁委员会根据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者在争议发生之后达成的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仲裁协议和一方当事人的书面申请,受理案件。
仲裁协议系指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明的仲裁条款,或者以其他方式达成的提交仲裁的书面协议。
第四条 仲裁委员会有权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辖权作出决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如果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则由人民法院裁定。
第五条 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视为与合同其他条款分离地、独立地存在的条款,附属于合同的仲裁协议也应视为与合同其他条款分离地、独立地存在的一个部分;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失效或无效以及存在与否,均不影响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效力。
第六条 对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对书面审理的案件的管辖权的抗辩,应当在第一次实体答辩前提出。
对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提出抗辩不影响按仲裁程序进行审理。
第七条 凡当事人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的, 均视为同意按照本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且仲裁委员会同意的, 从其约定。

第二节 组织
第八条 仲裁委员会设名誉主任一人、顾问若干人。
第九条 仲裁委员会由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履行本规则赋予的职责,副主任受主任的委托可以履行主任的职责。
仲裁委员会设秘书局,在仲裁委员会秘书长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仲裁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第十条 仲裁委员会设立仲裁员名册,仲裁员由仲裁委员会从对法律、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等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实际经验的中外人士中聘任。
第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设在北京。仲裁委员会在深圳设有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在上海设有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仲裁委员会分会是仲裁委员会的组成部分。
仲裁委员会分会设秘书处,在仲裁委员会分会秘书长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仲裁委员会分会的日常事务。
本仲裁规则统一适用于仲裁委员会及其分会。在分会进行仲裁时,本仲裁规则规定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和仲裁委员会秘书局或秘书长分别履行的职责,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授权的副主任和仲裁委员会分会秘书处或秘书长分别履行，但本规则第三十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第十二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在北京进行仲裁,或者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在深圳进行仲裁,或者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在上海进行仲裁;如无此约定,则由申请人选择,由仲裁委员会在北京进行仲裁,或者由其深圳分会在深圳进行仲裁,或者由其上海分会在上海进行仲裁;作此选择时,以首先提出选择的为准;如有争议,应由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


第二章 仲裁程序

第一节 仲裁申请、答辩、反请求
第十三条 仲裁程序自仲裁委员会或其分会发出仲裁通知之日起开始。
第十四条 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时应:
(一)提交仲裁申请书,仲裁申请书应写明:
1.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名称和住所(如有邮政编码、电话、电传、传真、电报号码或其他电子通讯方式,也应写明);
2.申请人所依据的仲裁协议;
3.案情和争议要点;
4.申请人的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仲裁申请书应由申请人及/或申请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名及/或盖章。
(二)在提交仲裁申请书时,附具申请人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的证明文件。
(三)按照仲裁委员会制定的仲裁费用表的规定预缴仲裁费。
第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后,经过审查,认为申请仲裁的手续不完备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予以完备;认为申请仲裁的手续已完备的, 应立即向被申请人发出仲裁通知,并将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连同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和仲裁费用表各一份,一并发送给被申请人,同时也将仲裁通知、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和仲裁费用表发送给申请人。
仲裁委员会向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发出仲裁通知后,应指定一名秘书局的人员负责仲裁案件的程序管理工作。
第十六条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应各自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20天内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各自选定一名仲裁员,或者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第十七条 被申请人应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45天内向仲裁委员会秘书局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明文件。
第十八条 被申请人如有反请求,最迟应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60天内以书面形式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庭认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适当延长此期限。
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时,应在其书面反请求中写明具体的反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并附具有关的证明文件。
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应当按照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费用表的规定预缴仲裁费。
第十九条 申请人可以对其仲裁请求提出修改,被申请人也可以对其反请求提出修改;但是,仲裁庭认为其修改的提出过迟而影响仲裁程序正常进行的,可以拒绝其修改。
第二十条 当事人提交仲裁申请书、答辩书、反请求书和有关证明材料以及其他文件时,应一式五份,如果当事人人数超过两人,则应增加相应份数,如果仲裁庭组成人数为一人,则可以减少两份。
第二十一条 被申请人未提交书面答辩及/或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反请求未提出书面答辩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可以委托仲裁代理人办理有关的仲裁事项;接受委托的仲裁代理人,应向仲裁委员会提交授权委托书。
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均可以接受委托,担任仲裁代理人。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其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证据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第二节 仲裁庭的组成
第二十四条 双方当事人应当各自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一名仲裁员或者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员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20天内未能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员,则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员担任首席仲裁员。
首席仲裁员与被选定或者被指定的两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共同审理案件。
第二十五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作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庭,单独审理案件。
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名独任仲裁员审理案件,但在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20天内未能就独任仲裁员的人选达成一致意见,则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第二十六条 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未按照本仲裁规则第十六条的规定选定或者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的,则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第二十七条 仲裁案件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申请人及/或被申请人时,申请人之间及/或被申请人之间应当经过协商,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各自共同选定或者各自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
如果申请人之间及/或被申请人之间未能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20天内各自共同选定或者各自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则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第二十八条 被选定或者被指定的仲裁员,与案件有个人利害关系的,应当自行向仲裁委员会披露并请求回避。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被选定或者被指定的仲裁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具有正当理由的怀疑时,可以书面向仲裁委员会提出要求该仲裁员回避的请求,但应说明提出回避请求所依据的具体事实和理由,并举证。
对仲裁员的回避请求应在第一次开庭之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如果要求回避事由的发生和得知是在第一次开庭审理之后,则可以在最后一次开庭终结之前提出。
第三十条 仲裁员是否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作出决定。
在仲裁委员会主任就仲裁员是否回避作出决定前，被请求回避的仲裁员应当继续履行职责。
三十一条 仲裁员因回避或者由于死亡、除名等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时,应按照原选定或者指定该仲裁员的程序,选定或者指定替代的仲裁员。
替代的仲裁员选定或者指定后,由仲裁庭决定以前进行过的全部或部分审理是否需要重新进行。

第三节 审 理
第三十二条 仲裁庭应当开庭审理案件。但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或者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仲裁庭也认为不必开庭审理的,仲裁庭可以只依据书面文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
第三十三条 仲裁案件第一次开庭审理的日期,经仲裁庭商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决定后,由秘书局于开庭前30天通知双方当事人。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请求延期,但必须在开庭前12天以书面形式向秘书局提出;是否延期,由仲裁庭决定。
第三十四条 第一次开庭审理以后的开庭审理的日期的通知,不受30天期限的限制。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约定了仲裁地点的, 仲裁案件的审理应当在约定的地点进行。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由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应当在北京进行审理, 经仲裁委员会秘书长同意,也可以在其他地点进行审理。由仲裁委员会分会受理的案件应当在该分会所在地进行审理,经该分会秘书长同意,也可以在其他地点进行审理。
第三十六条 仲裁庭开庭审理案件不公开进行,如果双方当事人要求公开审理,由仲裁庭作出是否公开审理的决定。
第三十七条 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及其仲裁代理人、证人、仲裁员、仲裁庭咨询的专家和指定的鉴定人、仲裁委员会秘书局的有关人员,均不得对外界透露案件实体和程序进行的情况。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应当对其申请、答辩和反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出证据。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自行调查事实,收集证据。
仲裁庭自行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时,认为有必要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的,应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经通知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到场的,仲裁庭自行调查事实和收集证据的行动不受其影响。
第三十九条 仲裁庭可以就案件中的专门问题向专家咨询或者指定鉴定人进行鉴定。专家和鉴定人可以是中国或外国的机构或公民。
仲裁庭有权要求当事人,而且当事人也有义务向专家/鉴定人提供或出示任何有关资料、文件或财产、货物,以供专家/鉴定人审阅、检验及/或鉴定。
第四十条 专家报告和鉴定报告的副本,应送给双方当事人,给予双方当事人对专家报告和鉴定报告提出意见的机会。任何一方当事人要求专家/鉴定人参加开庭的,经仲裁庭同意后,专家/鉴定人可以参加开庭,并在仲裁庭认为必要和适宜的情况下就他们的报告作出解释。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由仲裁庭审定;专家报告和鉴定报告,由仲裁庭决定是否采纳。
第四十二条 仲裁庭开庭审理时,一方当事人不出席,仲裁庭可以进行缺席审理和作出缺席裁决。
第四十三条 开庭审理时,仲裁庭可以作庭审笔录及/或录音。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作出庭审要点,并要求当事人及/或其代理人、证人及/或其他有关人员在庭审要点上签字或者盖章。
庭审笔录和录音只供仲裁庭查用。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在仲裁庭之外自行达成和解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其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裁决书结案,也可以申请撤销案件。
在仲裁庭组成前撤销案件的,由仲裁委员会秘书长作出决定;在仲裁庭组成后撤销案件的,由仲裁庭作出决定。
当事人就已经撤销的案件再提出仲裁申请时,由仲裁委员会主任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决定。
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之外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凭当事人达成的由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仲裁协议和他们的和解协议，请求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仲裁裁决。
第四十五条 如果双方当事人有调解愿望,或一方当事人有调解愿望并经仲裁庭征得另一方当事人同意的,仲裁庭可以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对其审理的案件进行调解。
第四十六条 仲裁庭可以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调解。
第四十七条 仲裁庭在进行调解的过程中,任何一方当事人提出终止调解或仲裁庭认为已无调解成功的可能时,应停止调解。
第四十八条 在仲裁庭进行调解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庭之外达成和解的,应视为是在仲裁庭调解下达成的和解。
第四十九条 经仲裁庭调解达成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应签订书面和解协议;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应当根据当事人书面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裁决书结案。
第五十条 如果调解不成功,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在其后的仲裁程序、司法程序和其他任何程序中援引对方当事人或仲裁庭在调解过程中发表过的、提出过的、建议过的、承认过的以及愿意接受过的或否定过的任何陈述、意见、观点或建议作为其请求、答辩及/或反请求的依据。
第五十一条 一方当事人知道或者理应知道本仲裁规则或仲裁协议中规定的任何条款或情事未被遵守,但仍参加仲裁程序或继续进行仲裁程序而且不对此不遵守情况及时地明示地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放弃其提出异议的权利。

第四节 裁 决
第五十二条 仲裁庭应当在组庭之日起九个月内作出仲裁裁决书。在仲裁庭的要求下,仲裁委员会秘书长认为确有必要和确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延长该期限。
第五十三条 仲裁庭应当根据事实,依照法律和合同规定,参考国际惯例,并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独立公正地作出裁决。
第五十四条 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审理的案件,仲裁裁决依全体仲裁员或多数仲裁员的意见决定,少数仲裁员的意见可以作成记录附卷。
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仲裁裁决依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
第五十五条 仲裁庭在其作出的仲裁裁决中,应当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裁决的日期和地点。当事人协议不愿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的,以及按照双方当事人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裁决的,可以不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
第五十六条 除非仲裁裁决依首席仲裁员意见或独任仲裁员意见作出,仲裁裁决应由多数仲裁员署名。持有不同意见的仲裁员可以在裁决书上署名,也可以不署名。
仲裁员应在签署裁决前将裁决书草案提交仲裁委员会。在不影响仲裁员独立裁决的情况下,仲裁委员会可以就裁决书的形式问题提请仲裁员注意。
裁决书应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
作出仲裁裁决书的日期,即为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日期。
第五十七条 仲裁庭认为必要或者当事人提出经仲裁庭同意时,可以在仲裁过程中在最终仲裁裁决作出之前的任何时候,就案件的任何问题作出中间裁决或部分裁决。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中间裁决,不影响仲裁程序的继续进行,也不影响仲裁庭作出最终裁决。
第五十八条 仲裁庭有权在仲裁裁决书中裁定双方当事人最终应向仲裁委员会支付的仲裁费和其他费用。
第五十九条 仲裁庭有权在裁决书中裁定败诉方应当补偿胜诉方因为办理案件所支出的部分合理的费用,但补偿金额最多不得超过胜诉方胜诉金额的10%。
第六十条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向法院起诉,也不得向其他任何机构提出变更仲裁裁决的请求。
第六十一条 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30天内就仲裁裁决书中的书写、打印、计算上的错误或其他类似性质的错误,书面申请仲裁庭作出更正;如确有错误,仲裁庭应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30天内作出书面更正,仲裁庭也可以在发出仲裁裁决书之日起30天内自行以书面形式作出更正。该书面更正构成裁决书的一部分。
第六十二条 如果仲裁裁决有漏裁事项,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30天内以书面形式请求仲裁庭就仲裁裁决中漏裁的仲裁事项作出补充裁决。
如确有漏裁事项,仲裁庭应在收到上述书面申请之日起30天内作出补充裁决,仲裁庭也可以在发出仲裁裁决书之日起30天内自行作出补充裁决。补充裁决构成原裁决书的一部分。
第六十三条 当事人应当依照仲裁裁决书写明的期限自动履行裁决;仲裁裁决书未写明期限的,应当立即履行。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向中国法院申请执行;或者根据一九五八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或者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其他国际条约,向外国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

第三章 简易程序

第六十四条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凡是争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的,或争议金额超过人民币50万元,经一方当事人书面申请并征得另一方当事人书面同意的,适用本简易程序。
第六十五条 申请人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经审查可以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的,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应立即向双方当事人发出仲裁通知。
除非双方当事人已从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共同选定了一名独任仲裁员,双方当事人应在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15天内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双方当事人逾期未能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的,仲裁委员会主任应立即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庭审理案件。
第六十六条 被申请人应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30天内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明文件;如有反请求,也应在此期限内提出反请求书及有关证明文件。
第六十七条 仲裁庭可以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审理案件;可以决定只依据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材料和证据进行书面审理,也可以决定开庭审理。
第六十八条 当事人应按照仲裁庭的要求和限定的日期提交仲裁所需的书面材料及证据。
第六十九条 对于开庭审理的案件,仲裁庭确定开庭的日期后,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应在开庭前15天将开庭日期通知双方当事人。
第七十条 如果仲裁庭决定开庭审理,仲裁庭只开庭一次。确有必要的,仲裁庭可以决定再次开庭。
第七十一条 在进行简易程序过程中,任何一方当事人没有按照本简易程序行事时,不影响程序的进行和仲裁庭作出裁决的权力。
第七十二条 仲裁请求的变更或反请求的提出,不影响简易程序的继续进行。经变更的仲裁请求或反请求所涉争议金额与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抵触的,除外。
第七十三条 开庭审理的案件,仲裁庭应在开庭审理或再次开庭审理之日起3 0天内作出仲裁裁决书;书面审理的案件,仲裁庭应当在仲裁庭成立之日起90天内作出仲裁裁决书。在仲裁庭的要求下,仲裁委员会秘书长认为确有必要和确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对上述期限予以延长。
第七十四条 本章未规定的事项,适用本仲裁规则的其他各章的有关规定。

第四章 国内仲裁的特别规定

第七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受理本规则第二条第二款（三）、（四）、（五）和（六）项所述争议的国内仲裁案件，适用本章规定。
符合本规则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国内仲裁案件，适用第三章简易程序的规定。
第七十六条 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书后，认为符合本规则第十四条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在五日内受理，并通知当事人，也可以当即受理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第七十七条 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书后，认为仲裁申请书不符合本规则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限期要求当事人补正；逾期不补正的，可以退回其仲裁申请。
第七十八条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按照本规则第十六条、二十四条、二十五条和二十七条选定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的，该各条所规定的期限应当为15天。
第七十九条 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30天内向仲裁委员会秘书局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明文件。
被申请人如有反请求，最迟应当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45天内以书面形式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庭认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适当延长此期限。
第八十条 开庭审理的案件，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应当在开庭前15天将开庭日期通知双方当事人。仲裁庭经商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提前开庭。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请求延期开庭，但必须在开庭前7天书面向仲裁庭提出。是否延期，由仲裁庭决定。
第一次开庭审理以后的开庭审理日期的通知，不受前款所述15天期限的限制。
第八十一条 开庭审理的案件，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并在仲裁庭限定的时间内提供。
第八十二条 仲裁庭应当将开庭情况记入笔录。当事人和其它仲裁参与人认为对自己陈述的记录有遗漏或者有差错的，可以申请补正；仲裁庭不予补正时，应当记录该申请。
笔录由仲裁员、记录人员、当事人和其它仲裁参与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八十三条 仲裁庭应当在仲裁庭组成后6个月内作出仲裁裁决书。在仲裁庭的要求下，仲裁委员会秘书长认为确有必要和确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延长该期限。
第八十四条 本章未规定的事项，适用本仲裁规则的其它各章的有关规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八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以中文为正式语文。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则从其约定。
仲裁庭开庭时,如果当事人或其代理人、证人需要语文翻译,可以由仲裁委员会秘书局提供译员,也可以由当事人自行提供译员。
对当事人提交的各种文书和证明材料,仲裁庭及/或仲裁委员会秘书局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中文译本或其他语文的译本。
第八十六条 有关仲裁的一切文书、通知、材料等均可以派人或以挂号信或航空特快专递、传真、电传、电报或仲裁委员会秘书局认为适当的其他方式发送给当事人及/或其仲裁代理人。
第八十七条 向当事人及/或其仲裁代理人发送的任何书面通讯,如经当面递交收讯人或投递至收讯人的营业地点、惯常住所或通讯地址,或者经合理查询不能找到上述任一地点而以挂号信或能提供作过投递企图的记录的其他任何手段投递给收讯人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营业地点、惯常住所或通讯地址,即应视为已经送达。
第八十八条 仲裁委员会除按照其制定的仲裁费用表向当事人收取仲裁费外,可以向当事人收取其他额外的、合理的实际开支,包括仲裁员办理案件的特殊报酬、差旅费、食宿费以及仲裁庭聘请专家、鉴定人和翻译等的费用。
仲裁委员会对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后申请撤销的案件和按照第四十四条第四款作出裁决的案件,可以视工作量的大小和实际开支的多少,收取仲裁费。
第八十九条 仲裁协议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订明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其分会仲裁或由其旧名称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或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均应视为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其分会仲裁。
当事人在仲裁协议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订明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仲裁或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的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均应视为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九十条 本仲裁规则自2000年 10月1日起施行。在本仲裁规则施行前仲裁委员会及其分会受理的案件,仍适用受理案件时适用的仲裁规则; 双方当事人同意的,也可以适用本仲裁规则。
第九十一条 本仲裁规则由仲裁委员会负责解释。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仲裁费用表
(本费用表适用于仲裁规则第二条第二款第（一）项和
第（二）项仲裁案件，自2000年 10月1日起施行)

争议金额(人民币) 仲裁费用(人民币)
1,000,000元以下 争议金额的3.5%,最低
不少于10,000元
1,000,000元至5,000,000元 35,000元+争议金额
1,000,000元以上部分的2.5%
5,000,000元至10,000,000元 135,000元+争议金额
5,000,000元以上部分的1.5%
10,000,000元至50,000,000元 210,000元+争议金额
10,000,000元以上部分的1%
50,000,000元以上 610,000元+争议金额
50,000,000元以上部分的0.5%

申请仲裁时,每案另收立案费人民币10,000元,其中包括仲裁申请的审查、立案、输入及使用计算机程序和归档等费用。
申请仲裁时未确定争议金额或情况特殊的,由仲裁委员会秘书局或仲裁委员会分会秘书处决定仲裁费用的数额。
收取的仲裁费用为外币时, 按本仲裁费用表的规定收取与人民币等值的外币。
仲裁委员会除按照本仲裁费用表收取仲裁费外,可以按照仲裁规则的有关规定收取其他额外的、合理的实际开支。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仲裁费用表
(本费用表适用于仲裁规则第二条第二款第（三）、（四）、
（五）、（六）项仲裁案件，自2000年 10月1日起施行)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95）44号《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的通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规则第二条第二款第（三）、（四）、（五）、（六）项仲裁案件收费标准如下：

一、案件受理费收费办法

争议金额（人民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000元以下 最低不少于100元
1,001元至50,000元 100元+争议金额1,000元以上部分的5%
50,001元至100,000元 2,550元+争议金额50,000元以上部分的4%
100,001元至200,000元 4,550元+争议金额100,000元以上部分的3%
200,001元至500,000元 7,550元＋争议金额200,000元以上部分的2％
500,001元至1,000,000元 13,550元＋争议金额500,000元以上部分的1％
1,000,001元以上 18,550元＋争议金额1,000,000元以上部分的0.5％

二、案件处理费收费办法

争议金额（人民币） 案件处理费（人民币）
5万元以下 最低不少于1,250元
5万元至20万元 1,250元＋争议金额5万元以上部分的2.5％
20万元至50万元 5,000元＋争议金额20万元以上部分的2％
50万元至100万元 11,000元＋争议金额50万元以上部分的1.5％
100万元至300万元 18,500元＋争议金额100万元以上部分的0.5％
300万元至600万元 28,500元＋争议金额300万元以上部分的0.45％
600万元至1,000万元 42,000元＋争议金额600万元以上部分的0.4％
1,000万元至2,000万元 58,000元＋争议金额1,000万元以上部分的0.3％
2,000万元至4,000万元 88,000元＋争议金额2,000万元以上部分的0.2％
4,000万元以上 128,000元＋争议金额4,000万元以上部分的0.15％

　　仲裁费用表中的争议金额，以申请人请求的数额为准；请求的数额与实际争议金额不一致的，以实际争议金额为准。
　　申请仲裁时争议金额未确定的或情况特殊的，由仲裁委员会秘书局或仲裁委员会分会秘书处根据争议所涉及权益的具体情况确定预先收取的仲裁费用数额。
仲裁委员会除按照本仲裁费用表收取仲裁费外,可以按照仲裁规则的有关规定收取其他额外的、合理的实际开支。


探求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平衡点
—－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研讨会综述

林伟平


为深人探讨当前刑事诉讼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推动刑事诉讼法律的发展，增进业务交流和联系，由广东省法官协会、检察学会、警察学会和律师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2月16日至17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会议收到论文300多篇，分别就刑事诉讼权利保护、刑事诉讼制度设计、刑事诉讼突出问题与前沿问题进行了深人的探讨与交流。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困境与困惑:在传统与现代的注视下前行
　　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是刑事司法制度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也是现代法治与文明的标志之一。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及由此制定的司法解释和规则，在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人了宪法，标志着我国在人权保障领域进人了新的阶段。但由于一些国际公约公认的当事人权利仍未纳人刑事诉讼法司法保护范围以及司法水平、执法水平有待提高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的范围及其保障程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律师依法执业权利得不到保障。近年来，随着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和律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职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受到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不成文的惯例限制，造成律师依法执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会见难。会见难是当前律师界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有的侦查、司法机关制造种种借口无限拖延;有的借口涉密案件必须批准，不作安排;有的委托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侦查机关同意;有的侦查机关严格规定会见时的律师不少于二人，且不分案件难易，一律派员在场，会见的次数、持续时间均由侦查机关控制等等，使会见流于形式。其次是调查难。法律虽然赋予律师申请调查权，但只有在审查起诉时才有权调查取证，并且申请权的行使在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同时，《刑法》第306条还专门规定了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及其刑事责任，使律师处于危险的境地与安全的地带之边缘，调查取证举步维艰。再次是质证难。我国的刑事庭审改革尽管引进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但却没有相应地设置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并且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极低，造成了律师在实践中遭到"证据突袭"的现象时有发生，诉讼从开始便在不公平的基础上进行。
　　(二)超期羁押边清边超。有的代表从超期羁押的外在表现，把其划分为显性超期和隐性超期。显性超期是指明显违背刑事诉讼法规定办案期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的超期羁押。表现在:拘留后不按期提请逮捕、提请逮捕后不按期批捕、批捕后不按期侦结、侦结后不按期审查起诉、起诉后不按期审结等方面。隐性超期是指采取违反法律的手段，规避刑事诉讼法律的办案期限，以形式上的不超期掩盖实质上的超期羁押。表现在:随意提请批准延长期限、司法机关相互"借用"办案期限、滥用退回补充侦查规定、滥用发回重审规定。目前，对显性超期羁押的治理，已取得明显效果，但仍然存在着边清边超、前清后超的现象，而隐性超期羁押却依然严重地存在。
　　(三)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刑讯逼供是封建纠问式诉讼制度的产物，我国法律虽然明文予以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部分侦查人员在口供为线索收集证据的追诉欲望的支配下，经常使用威胁利诱，甚至是刑讯逼供的方法来收集有关线索，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犯罪嫌疑人伤亡的案件时有发生。经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安司法人员、律师等有关人员的调查，几乎一致认为在侦查取证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刑讯逼供现象。
　　(四)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漠视。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并规定了其在各个诉讼阶段的权利。但是，从刑事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来看，一方面，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其权利的规定与其地位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其有限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使其陷入判决前得不到必要的慰藉、判决后得不到足够的赔偿的境地。主要表现在:一是被害人被当作证人对待，无权对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与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极不相称;二是被害人依法获得诉讼代理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导致不能获得应有的法律帮助，影响了其实体权利的实现;三是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听取意见的方式、程序及不听取意见的后果，以致这一立法的积极意图难以实现;四是刑事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范围不够;五是被害人对一审法院未生效的判决不服时，无权提出上诉，而只能向检察院申诉，但此请求并不必然能够引起检察院的抗诉程序;六是不能对其遭受的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物质损害的赔偿又没有保障。
　 二、缺陷与缺失:从立法和司法的视角出发
　 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于人权保障尚不充分，它既表现在制度保障本身不充分，又表现在规定的保障性制度难以切实有效实施。
　 (一)受传统侦查价值取向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侦查模式属于以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基础的完全"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诉讼结构缺乏科学性，侦查阶段只有控辩双方，缺少审判方。作为控方的侦查机关以强大的国家权力为后盾，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使各种强制措施和专门调查手段。如对于涉及当事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窃听、邮检等秘密侦查手段的采用，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而不受任何外部监督。在司法实践中，有罪推定的封建残余思想依旧影响着一大批司法人员。有的司法人员不惜采用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非法手段来获取实体真相。
　 (二)"如实回答"义务在立法上存在缺陷。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是为防止刑讯逼供等暴力取证行为设置的一道制度屏障。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但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反而明确规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与控方负举证责任的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在实践中也助长了刑讯逼供等暴力取证之风。
　 (三)立法上未明确禁止使用非法证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并未明文禁止使用非法收集的证据，而且高检、高法执行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对于非法证据的使用也仅以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者除外。而"严重损害"的标准不明确，是否构成"严重损害"由司法人员自己判断，使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常常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其结果是导致了司法人员滥用职权侵犯人权，破坏法治和人道主义原则。
　 (四)羁押制度存在着漏洞，异化为办案的附属工具。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并没有专门的关于羁押的规定。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与羁押是有区别的。大多数的法治国家将拘留或逮捕作为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的一种手段，仅是一种短暂性的措施，而羁押则为一种具有较长的持续性的法律状态。在对犯罪嫌疑人拘留或逮捕而强制到案后，如果认为有继续羁押之必要时，侦查机关必须向法院申请。而在我国，羁押成为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后的当然后果，不具有任何独立性。
　 (五)缺乏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使质证丧失了公平的基础。我国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实行的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卷宗移送主义"，但为了防止法官"先定后审"，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原来的全案证据移送改为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由于法律缺乏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规定，这既不利于庭审时主持控辩双方的质证活动，也不利于及时查清事实真相，容易造成诉讼拖延，致使当事人诉讼权利乃至实体权利都化为空中楼阁。
　　(六)权力监督的失衡与司法审查的缺失。在我国，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享有广泛的刑事侦查权和刑事强制权。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行为规定了内部制约机制，在侦查程序设计上将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的决定权交由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机关对于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也自行决定，实行内部审查制度，而非司法审查制度。由于缺乏法官介人侦查、控制侦查的司法审查机制，使侦查程序的结构行政化，完全在侦查机关的控制下运行。从司法实践来看，真正制约非法拘留、违法逮捕、超期羁押等现象产生的不是立法上对这些强制措施的规定，而是这些强制措施的审查制度。而作为监督强制措施的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也隶属控诉方，与犯罪嫌疑人构成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相互对抗的双方，故其检查、监督的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
　三、公正与效率:刑事诉讼制度的重新建构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两大价值目标。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刑事犯罪形势比较严峻，治安压力大，各级司法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民安全，刑事效率摆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这种考虑符合实践需要，具有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刑事诉讼活动必须符合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的需要，体现司法公正和效率。
　(一)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是否引进沉默权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引进说，建议尽快通过立法程序，确立沉默权制度;二是否定说，认为在当前的治安形势下，不宜规定沉默权;三是折衷说，认为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但应进行适当限制。参加研讨会的代表普遍支持折衷说。有的代表认为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沉默权，但已蕴含在立法中。如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可以看作是特殊沉默权的立法表现。在实践中已经有司法机关开始探索办理"零口供"案件。有的代表认为我国设立的沉默权制度，应当包括:(1)明示沉默权模式，即通过有关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对沉默权予以确认，包括明确告知规则、明确讯问时律师在场规则和明确违反沉默权后果规则;(2)默示沉默权模式，指法律条文虽未明确出现"沉默权"字样，但依据立法原意和宗旨可以推断出其隐含沉默权的内核，法律通过对被追诉者陈述的鼓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使沉默权得以实现;(3)沉默权的例外，指在特定情况下或者特定案件(如贪污贿赂犯罪、有组织团伙犯罪等)中，如果被追诉者要求行使沉默权，法院有权做出对其不利的判决。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现行立法对非法证据的效力态度是:第一，反对非法收集证据;第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排除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但由于法律对非法证据及其衍生证据的可采性未作规定，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的规定则缺乏可操作性，造成了在实践中存在缺陷和不足。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借鉴外国有益经验，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是法律发展的最终方向。有的代表认为，要构建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应确立强制排除(或自动排除)和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一般原则和例外规定;二是要充分考虑法律文化传统、治安状况、人们的接受程度以及司法机关的执行能力等因素;三是根据各国的具体对策的演变和发展方向，特别是联合国有关文件中确立的标准，做出相应的规定;四是对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的其他制度进行补充和修改，形成体系。因此，有的代表建议:(1)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升到宪法的高度加以界定;(2)修改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使之更加明确、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3)在司法解释中明确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及其例外情形;(4)确立衍生证据的可采原则;(5)制定《刑事诉讼证据法》或《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三)设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原来的以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了改革，形成了当事人主义特征的诉讼模式—控辩式诉讼模式。为使此种模式更好地实施，有的代表主张引人英美法系国家相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其理由是:(1)在诉讼体制改革的背景变化中，辩方的作用日益加强;(2)公诉机关往往只复印对控诉有利的证据，甚至保留部分证据作为"秘密武器"，与改革初衷相违背;(3)面对律师在庭
审中的"证据突袭"，公诉方往往措手不及，只能请求延期审理，浪费诉讼资源;(4)能使公诉方了解到被告人是否存在无罪或罪轻可不起诉的证据，从而作出调整指控方向的决定;(5)对案情重大、复杂、证据繁多的案件，为控辩双方提供全面了解掌握证据对庭审质证予以充分准备的条件;(6)对不合格证据和法律文书起到过滤和提醒补正的作用;(7)有利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调解的达成。据参加研讨会的有关专家学者透露，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司法部联合制定的证据开示规则已拟于近期出台。在证据开示范围上，检察官将全部证据材料开示给辩护方，而辩护方则至少将无罪证据和自首立功证据开示给对方;在开示阶段，公诉机关做出起诉决定时应该进行证据的第一次开示，如有必要应在开庭前进行补充开示，补充开示应在法官主持下进行。
　(四)建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刑事诉讼法修正以来，控辩双方在法庭审判中对抗程度大大增强，导致庭审程序复杂化，效率低下。针对这种情况，有的代表建议引人英美法系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认为不论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还是从刑罚规律、刑事诉讼的目的等各个角度分析，辩诉交易制度都蕴含着其内在的重要价值，也是我国建立这项制度的内在动力。在我国的整个刑事法治过程中，从程序到实体，从定罪到量刑，从公诉案件到自诉案件，从立法到司法解释的各个环节，都有辩诉交易的表现形式。如诉讼程序上的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可以看作是英美法系辩诉交易制度的"变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含着双方交易的影子，可以认为是我国在立法上的辩诉交易;自首、立功以及"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具有辩诉交易的色彩等等。因此，认为"我国未实行辩诉交易"是一个认识误区。在名称设计上，考虑到我国在法律渊源和司法制度设计与英美法系存在的差异，主张将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称为辩诉协商制度。
　(五)实行以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制度。有的代表认为，我国当前诉讼制度下的高羁押率是超期羁押赖以生存的土壤，高羁押率造就了超期羁押。因此，羁押制度只有独立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才能化解超期羁押与办案期限之间的矛盾，即羁押制度单独设立后，办案期限可以延长，但羁押期限不随其自然地延长。针对建立羁押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有的代表主张借鉴英国的保释制度，加强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监管力度，降低羁押率，减少超期羁押问题的机会。同时，实行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相分离的制度和超期羁押的程序性制裁机制，这样才能解决我国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问题的根本所在。
　 四、分权与制衡:构建和谐法律共同体
　 国内外法治进程的经验表明，必须对国家权力明确地予以划分和限制，使国家权力只能在各自的范围内合法运作，同时使分立的各种权力互相制约，以保持权力之间的合理张力与互动平衡。
　(一)要合法合理地行使警察权。警察权力的实施，必须坚持合法、合理和适度的原则。为了做到合法合理地行使警察权力，警察机关必须建立公正文明、保障人权的行政执法机制。这一机制应建立在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自由、合理愿望、进取精神和财产权利的基础上。机制的每个环节都应注重尊重人权、维护人权。即使是对待违法者，也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他们的基本人权。要确保程序上的人权得以维护，执法行为的实施和强度应以影响当事人利益最小为原则。尤其是在采取关乎人的生命和自由的措施时，更要慎用手中权力。在我国，警察执法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要求警察除了执法的审慎外，还要对合法性与合理性适度把握，避免权力的滥用。
　(二)强化检察监督权。我国的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方式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具有事后监督的性质。这种监督因缺乏后续的制约措施而使得纠错机制难以健全。因此，有的代表主张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权，发挥检察监督在人权保障特别是程序性人权保障中的作用。首先要在监督方式上改变事后性监督和书面性监督为同步监督和直接监督并用，给予检察机关的侦查参与权;其次是要确立检察官对侦查人员及其侦查活动进行评价的制度，给予检察机关取舍证据的权力和确认违法侦查行为无效的权力;再次是要确立侦查人员的控诉辅助义务，在检察院提出公诉后，随
时依据检察机关的要求收集新的证据。
　(三)建立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进一步贯彻权力制衡原则，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审查制度。有的代表主张，在不改变我国现行法院体制的前提下和完善现行审前程序的基础上，在审判机关的立案庭设立刑事司法审查组和刑事司法审查法官，专门负责对侦查机关提请适用的刑事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对于符合刑事拘留和逮捕条件的，由审前法官签发司法令状。为此，可以考虑取消检察院的批捕权力，保留其检察、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权力。
　 (四)建立与侦查机关相分离的监所羁押制度。由于目前我国的看守所隶属于侦查机关，对讯问程序是否合法很难进行客观的监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羁押，其权利往往无从获得保障。因为单从理论上看，将诉讼的一方完全置于另一方的控制之下，就已经违背了控辩平等的基本诉讼原则。从实践经验来看，侦羁合一的管理体制也确实构成了对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威胁。因此，使羁押场所与侦查机关脱钩，实行监所中立，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而且可以在被告人当庭翻供时为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提供可信的证明，解决非法证据的证明难题。
　(五)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主体地位。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人，但这种介人只是一种有限介人，律师扩大了的权利徒有虚名。造成这样局面的关键原因，是我国立法上没有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诉讼地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只有把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界定为辩护人，才能合理地阐释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的职能作用。因此，有的代表主张在刑事程序一开始的侦查阶段，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赋予律师的各种诉讼权利，包括秘密会见权、通信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和刑事豁免权，使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在专业律师的有效帮助下，能够同强大的控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平等地竞争。



（本文发表于《公安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