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辽阳市老年人权益保障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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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辽阳市老年人权益保障规定的通知
辽宁省辽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辽阳市老年人权益保障规定的通知
辽市政发〔2008〕1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现将《辽阳市老年人权益保障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辽阳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辽阳市老年人权益保障规定
第一条 为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均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老年人，是指我市60周岁以上的公民。
我市60周岁以上的公民发给《老年证》；70周岁以上的公民发给《老年优待证》。
第四条 市、县（市）区政府老龄工作委员会是本行政区老龄工作的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检查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各项工作；其下设的办公室负责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具体工作。
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老年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婚姻家庭生活以及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
第六条 老龄事业应当纳入本行政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政府逐步增加对老龄事业的投入。
第七条 老龄事业发展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随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预算额度。市按每位老年人每年1元、县（市）区按每位老年人每年2元提取用于发展老年福利事业和开展老年文体活动经费。
第八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养老金和其他待遇，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或者有关单位应当按时足额发放。
第九条 农村村委会应当根据农民自愿和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集体养老津贴发放制度。
第十条 对敬老、养老、助老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及对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年人，由政府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十一条 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我市老年节。
第十二条 老年人有权要求与其具有行为能力的子女签订《家庭赡养协议书》或者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第十三条 老年人有权依法使用、收益、处置本人的财产，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
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成年子女不得以无业或者其他理由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
老年人对再婚前的个人财产有权决定是否进行公证，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十四条 子女或者其他亲属应当尊重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婚姻自主权。不得干涉老年人的离婚、再婚和婚后生活。不得因老年人婚姻关系变化而剥夺或者限制其合法居住权。
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得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
第十五条 赡养人负有保障老年人居住和改善居住条件的义务，不得强迫老年人迁居。
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老年人自有或者承租的住房，不得擅自变更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房产、国土资源等部门和公证机构等在办理其房屋权属或者租赁手续变更时，必须书面征得老年人同意。
第十六条 城市居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的老年人，由县（市）区民政部门发给不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生活费或者由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供养。
农村居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的老年人，由乡（镇）政府组织集中供养，或者落实到户分散供养。
第十七条 农村村委会应当根据本村实际情况，从未承包的土地、草场、林地、果园、养殖水面及“田荒”地中划出一部分，作为养老基地，由老年协会经管，收益用于补充老年人养老或者老年福利事业。
第十八条 医疗卫生部门应当建立以社会卫生服务为基础的老年医疗保健服务体系，社区卫生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预防、保健、医疗、护理和康复等服务，对残疾、患病老年人就医开设家庭病床，开展巡回医疗。
鼓励城乡医疗机构为老年人开展义诊活动。
第十九条 政府鼓励老年人利用知识、技术，参与经济技术活动或者社会公益事业。提倡和支持老年科技专家到农村开展科技扶贫或者到企业开展技术咨询服务和技术培训工作。
第二十条 发展老年教育，将老年教育列入教育发展规划，鼓励和扶持社会兴办各类老年学校。
第二十一条 学校、青少年组织应当开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和敬老、养老、助老的道德教育，并组织为老年人服务的有关活动。
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敬老、养老、助老等宣传活动，开设老龄工作专栏和老年人专题节目。
第二十二条 60周岁以上老年人持《老年证》，可享受下列待遇：
（一）生活贫困的按照规定纳入城乡社会救助体系；
（二）不承担各种社会集资和“一事一议”筹劳、筹资任务；
（三）享受低保待遇的家庭老年人去世，丧葬殡仪服务（祭奠、火化费、骨灰盒等）费用减免；相对贫困的老年人去世，给予适当减免；
（四）公园、旅游景点、历史博物馆及精神文明教育基地门票减半；
（五）婚姻登记只收工本费，到各级婚前医学检查机构进行婚检，免收婚前医学检查费；
（六）免费使用收费公厕；
（七）贫困老年人入老年学校学习，学费减免。
第二十三条 70周岁以上老年人持《老年人优待证》，除享受本规定第二十二条待遇外，还可享受下列待遇：
（一）公园、旅游景点、历史博物馆及精神文明教育基地免收门票；
（二）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享受免费乘车的老年人，应当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三）在市、县（市）区所属医院就医免收普诊挂号费；
（四）在影剧院、俱乐部、文化宫观看影剧（特殊演出除外）可以半价购买门票入场；
（五）免费观看各类书画展、摄影展和文物展；
（六）生活困难的独居老年人可以优先减免取暖费。
第二十四条 城市低保对象中的高龄老人低保金标准可以适当提高：75至79周岁每人每月提高20元；80至84周岁每人每月提高30元；85周岁以上的每人每月提高50元。
第二十五条 90周岁至99周岁老年人除享受本规定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待遇外，由市、县（市）区两级财政各出资50％，给予长寿补贴，具体为：90周岁至94周岁的每人每月50元，95周岁至99周岁的每人每月100元。
第二十六条 100周岁以上老年人，由市、县（市）区两级财政各出资50％给予每人每月200元长寿补贴；县（市）区卫生部门定期组织上门巡诊，每年进行不少于1次的免费体检；各级老龄机构应当经常进行走访慰问。
第二十七条 农村独生子女或者双女户的老年夫妇，由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身份确认后，代理发放机构定期发放奖励扶助金。
第二十八条 市、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对特殊困难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老年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供法律援助。
第二十九条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单位，应当为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预约上门服务。
第三十条 房屋拆迁安置、房屋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本人意愿，为70周岁以上老年人或者瘫痪老年人优先安排低层住宅。
第三十一条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投资或者捐资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等社会养老公益事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减免税费。
享受减免税费等优惠条件兴建的老年福利和服务设施，不得擅自改变性质和用途。
第三十二条 文化娱乐设施、体育场（馆）应当为老年人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提供优惠服务。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将设在社区内的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活动设施向老年人开放，形成资源共享。
单位闲置的厂房、校舍，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优先改造成为老年人活动场所。
第三十三条 新建、扩建的城市居住区及城乡公共设施，应当按照《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要求，建设适合老年人生活、活动的配套设施。已经建成的居住区，没有老年人生活、活动配套设施的，应当逐步补建或者改建。
不得擅自改变老年人生活、活动的配套设施用途。
第三十四条 鼓励企业开发、生产、经营老年人需要的生活用品和为老年人服务的项目。
第三十五条 老年人的子女、亲属或者其他人侵害老年人依法享有的赡养权、居住权，婚姻自主权，财产所有权和人身权利等，由其所在单位、社区和村（居）民委员会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构成民事侵权的，侵害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使用暴力或者其他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侵害老年人人身、财产权利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有关单位故意拖欠、克扣或者挪用养老金和其他待遇的，由上级行政部门给予通报批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擅自改变老年人生活、活动配套设施或者改作他用的单位和个人，由当地政府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其限期恢复，逾期未恢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致使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关于认真做好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调度统计工作的通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安监管司办字[2004]50号
关于认真做好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调度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及时掌握全国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情况，全面、科学地分析、预测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形势，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提供决策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局）决定从2004年5月开始对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实行专项调度统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调度快报
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和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企业、单位发生事故后，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按以下规定逐级报告：
（一）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发生后，造成一次死亡1—2人的要在24小时内逐级报告至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一次死亡3—9人的要在12小时内逐级报告至国家局调度中心；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要在6小时以内逐级报告至国家局调度中心。
（二）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发生后，凡下列情形之一的要在6小时以内逐级报告至国家局调度中心。
1．造成10人以上（含10人）受伤（中毒、灼烫及其它伤害）；
2．紧急疏散人员100人以上（含100人）；
3．住院观察治疗50人以上（含50人）；
4．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饮用水源、湖泊、河流、水库、空气等）；
5．危及重要场所和设施安全（车站、码头、港口、机场、人员密集场所、水利设施、军用设施、核设施、危化品库、油气站等）。
二、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统计月报
（一）统计范围：凡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和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企业、单位发生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均要进行统计。
（二）统计报告内容和方式：按照《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报表制度》中的“伤亡事故情况（基层）”表（工矿A1修改表）规定的内容逐项填报，通过伤亡事故统计软件报送国家局调度中心。
（三）统计报告时间：每月15日前与其它各类伤亡事故一并报送。
三、其它事项
（一）为便于分析、对比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伤亡事故情况，请各单位在做好今年5月份以后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伤亡事故统计工作的同时，认真补报2004年1—4月和2003年各月的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
（二）由于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伤亡事故的统计补报工作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2004年1—4月和2003年各月的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补报时限延长至2004年6月30日。
（三）统计规定
1．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定义：危险化学品事故是指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和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过程中由危险化学品造成人员伤害、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事故（矿山开采过程中发生的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爆炸事故、放炮事故除外）。
2．危险化学品分类：危险化学品分爆炸品（不含烟花爆竹）；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腐蚀品七大类。各类中具体危险化学品依照国家局公布的《危险化学品名录》（2003年第1号公告）。
3．危险化学品事故类别：火灾、火药爆炸、容器爆炸、其它爆炸、中毒和窒息、灼烫、其它。
附件：伤亡事故情况（基层）
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中德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
◇阎利国*
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是指人民检察院依其职权，对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终止刑事诉讼的条件，不应和不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而作出不将行为人交付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的一种诉讼制度。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在世界各国，不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使用得非常广泛。由于法治传统和历史渊源的不同，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在我国远远没有国外应用得广泛。2002年5月8日德国马普法学研究所所长阿尔布莱希特教授前来武汉讲学，谈及德国的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给笔者很多感触，特作拙文，以期能对我国的刑事不起诉制度有所裨益。
一、我国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不起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检察机关的产生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由于我国检察机关的产生较晚，因而不起诉制度的产生也较晚。据文献资料表明，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法律中就有对犯罪嫌疑人的不起诉的规定。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县市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权责的规定》中，对于汉奸、特务及内战战犯等案件，“侦查的结果嫌疑不足，或其行为不成立犯罪，再则纵系罪犯，而以不起诉为适当时，则公安机关均有权释放，不予起诉，司法方面不得干涉”。可以看出，这里的不起诉已包括存疑不起诉、不构成犯罪而不起诉和构成犯罪而酌情不起诉三种类型。1954年、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对此作了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的条件作了进一步的规定，第104条规定对符合第11条规定情形的案件，即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没有告诉或撤回告诉的，被告人死亡的及其他法律规定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与此同时，1979年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免于起诉制度。免于起诉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产物和体现，它正式确立于审判日本战犯的立法。1956年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中规定了“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于起诉。”严格地说，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定的不起诉制度实际上包括了不起诉和免于起诉两个部分。
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典实施到1996年3月17日年修订后刑事诉讼法典颁布前，学界及实务界围绕免于起诉的存废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论争。一种观点认为，免于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实体处理的一种方法[1]，公诉机关运用免于起诉权时，实际上起着司法审判的作用[2]；另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免于起诉是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所作出的不予追诉的决定，是一种程序上的处分，而不是实体上的处分，体现了公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3]。
专家学者的争论并没有影响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进程。1997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典正式施行。1997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典将不起诉制度分为三种，即法定不起诉（对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酌情不起诉（对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又称疑案不起诉）。
从1997年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看，新刑诉法取消了免于起诉制度，但将其合理成分保留了下来，即人民检察院对犯罪情节轻微，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免于起诉的内容变为不起诉并非照搬而是后者内容小于前者内容。1997年刑事诉讼法典第142条第2款在保留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01条内容时，增加了“犯罪情节轻微”的限制条件，而且被害人对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诉，从而对酌量不起诉的适用作了诸多限制。此外，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典第11条规定的法定不起诉又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的不起诉不同。原来的不起诉虽然可以申诉和复议，但只要检察机关认为是正确的就不会再进行诉讼。而现行的法定不起诉案件，被害人如果不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除可以请求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外，还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法院起诉，检察机关终止的案件又因被害人的自诉和法院的受理重新开启刑事诉讼程序。
总体而言，我国的刑事不起诉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取到了一定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对于分化瓦解、教育挽救犯罪分子，执行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移送起诉的案件 件，作出不起诉决定 件，不起诉率占受理案件数的 %。
二、 德国检察官不起诉斟酌权的形成和确立
德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的基本原则有两项，即法治原则（起诉法定主义）与机会原则（起诉便宜主义）。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明确规定了起诉法定原则（又称职权原则、合法性原则）。第152条规定："提起公诉权，专属检察院行使。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在有足够的事实根据时，检察院负有对所有的可予以追究的犯罪行为作出行动的义务。"该原则要求所有犯罪行为都应予以追究，而不能有所例外，对刑事犯罪给予惩罚必须通过检察官来实现，只要犯罪嫌疑人存在足够的犯罪嫌疑，只要对犯罪嫌疑人的指控具备充分理由，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检察机关就必须提起公诉。因为起诉法定原则强调了合法性、公平性，因此又称起诉合法主义。德国刑事诉讼第152条规定的起诉法定原则实际上排除了公诉机关对起诉的自由裁量权。
从理论上分析，德国长期以来实行起诉法定主义，与其历史渊源和法治传统有关。首先，起诉法定主义与有罪必罚的报复型刑罚思想和注重对犯罪分子进行特殊预防的刑事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可以在对犯罪进行追诉的问题上统一标准，加强法制，防止检察机关擅专职权，徇私舞弊；此外，起诉法定主义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刑事司法受政治势力左右，在追诉犯罪时排除非法干扰和不当影响。
但起诉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方面德国战后犯罪现象明显呈上升趋势。犯罪嫌疑人已由六十年代的100万上升至九十年代的700万。[4]另一方面犯罪也日趋复杂化，环境犯罪、经济犯罪、跨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式的出现，使调查取证出现很大困难。虽然犯罪形势发生变化，但司法人员的数量在过去三十年中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加之东西德统一以后，德国出现的财政困难，都使得如何既能缩短刑事诉讼程序、减轻司法压力，又能解决犯罪成为德国司法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德国理论界认为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解决这一复杂的问题：1．引入机会原则，即赋予检察官一定的权力，用以撤销案件或决定不起诉；2．适用简易程序，由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做出警告、罚款等决定，由法官签字后生效；3、引进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机会原则，即起诉便宜原则开始受到德国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重视。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德国司法界逐渐接受了起诉便宜原则，立法者也认识到当初建构的合法性原则有其本身无法弥合的缺陷，逐步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1964年议会通过法律赋予检察官享有起诉斟酌权，即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检察官在作出不起诉时要征得法官的同意。1975年德国议会又制定法律减弱了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新颁布的法律给检察官较大的权利，原先只有法官拥有的某些权限赋予了检察官，包括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处以罚款、要求其提供社区公益性服务等，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官的刑罚权并无二致。这样，立法者在法律上承认了起诉法定原则可以有例外。
机会原则（即起诉便宜原则）开始在德国正式实行。机会原则（即起诉便宜原则）在德国《法律大辞典》上是这样被定义的："谓诉追机关对犯罪事实己明，而予诉追条件亦相符合时，仍得自由参酌情形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之主义也。"即指在完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可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提起公诉，追究犯罪。在刑事追究利益不大，优先考虑程序的经济性或者有其它的法律政治利益与刑事追究相抵触的时 候，尽管存在着行为嫌疑，检察院仍可以对此不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实行起诉便宜主义，意味着并非一切犯罪都必须提起公诉，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权衡一下有无追诉的必要，表明法律授予公诉机关在确定是否对犯罪进行诉追时一定的裁量权。由起诉法定主义发展到起诉便宜主义，意在使对犯罪的追诉更符合刑事诉讼的目的，适用刑事政策的要求，强调诉讼的目的性、合理性，因此诉讼理论又称起诉便宜原则为起诉合理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起诉法定原则和起诉便宜原则作为德国刑事诉讼领域中与检察制度密切相关的两大原则，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一是为了保证执法的公平；一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起作用。虽然德国国内对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有各种各样的批评，特别是来自警察的批评，认为警察承担了大部分侦查工作，并没有追究检察官们认定的所谓小的或中度的犯罪，所追究的都是重要的犯罪，因此均应起诉，不起诉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并没有好处。但由于犯罪形势的变化及人员和财力的问题，起诉法定原则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突破，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起诉便宜原则的确立为检察机关更好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法律依据。甚至按照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经侦查终结确认犯罪嫌疑人具有提起公诉的充分犯罪嫌疑，也符合起诉的条件，法律上仍允许检察机关决定是否起诉。
具体而言，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德国检察官享有较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主要包括：1、证据不足不起诉，又被称之为撤销案件或停止起诉，类似于我国刑诉法规定的证据不足不起诉，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由侦察机关作撤案处理的情况；2、轻罪不起诉。此项规定类似于我国刑诉法规定的绝对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3、附条件不起诉又被称为暂缓起诉。根据此项规定，检察官可以要求被告人在一定的期限内选择：（1）给付一定款项，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2）向某公共设施或者国库交付一笔款额；（3）作出其他公益给付；（4）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这些要求时，对其行为不再作为轻罪追究。被告人如果不履行这些要求、责令，不退还已经履行部分，并且要作为轻罪追究。暂缓起诉不同于一般的不起诉，是附有一定条件的暂时停止起诉程序，当被告人在规定时间内履行了法定要求，则检察机关可作出不起诉处理，否则仍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实践中绝大多数暂缓起诉的案件，被告人均履行了法定要求。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除规定了检察官具有上述不起诉权外，还在第407条规定了一项特别程序，即检察机关有权以申请处罚令的方式提请特别程序。第407条规定："在系属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审理的程序中，对于轻罪、依检察部院书面申请，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以书面处罚令确定对行为的法律处分检察院要在根据侦查结果认为无审判必要时提出这个申请。申请应当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根据此项规定，检察官对于轻微的犯罪案件，可以指出书面申请，并写明要判处的刑罚，法官可不经审判，以书面命令的形式告知被告人所犯的罪行和处以的刑罚，多数被告被处以罚金。如果被告人同意，此书面命令即具有法律效力；如被告人不同意，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后，法院应进行审判。在实践中，多数被告都愿意接受此程序。该程序因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在德国司法界被广泛运用。据统计，每年约有 15.6％的案件通过这一程序处理。 l／5适用灵活性原则作出不起诉决定，这其中11％根据 153条绝对不起诉，4％根据153条a附条件的不起诉，6％根据 154条不起诉；1／3的案件通过申请处罚令或提起公诉的方式处理。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法律上此种行为虽规定为犯罪，但在实践中，检察官认为至少2／3的案件无起诉的必要而采取中止诉讼的方式处理此类案件，可见检察官的起诉斟酌权在此案件的处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4]
三、德国对刑事不起诉制度的规制与救济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司法权力尤需要制约。德国的立法者认识到，如果检察机关对本应该提起公诉的案件由于某种案外原因却作了不诉处理，势必有损于司法公正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违背设立不起诉制度的宗旨，甚至会导致放纵犯罪。因此，德国在赋予检察机关具有不起诉决定权的同时，也相应设置了对不起诉权力的制约与救济，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即德国规定的被害人强制起诉原则。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172条的规定，对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有权提起强制起诉程序进行制约。被害人接到检察官终止诉讼的决定时，他有权在2周之内向该检察官的上级检察官（通常是州检察官）提出申诉。上级检察官审查后可以继续开始诉讼程序，也可以维持不起诉的决定。如果被害人对上级检察机关维持不起诉的决定不服，可以在一个月以内向州高级法院申请作出强制起诉的决定。州高级法院以决定的形式作出裁决，可以裁定驳回申请，也可以决定提起公诉。当作出提起公诉的决定时，检察官必须执行该决定，正式提起公诉。实行强制起诉制度，是对检察官行使不起诉权的制约，同时也是在诉讼中对被害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2、来自法院的规制。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德国检察官不起诉权的行使绝大多数必须征得开始审判程序的法院同意，只有对行为后果显著轻微尚未受到最低刑罚威胁的案件，检察机关才可以不经法院同意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当然法律虽然明确规定了检察官行使不起诉权应经开始审判程序的法院同意，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相当数量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采取直接撤销案件的方式将案件处理在未开始审判程序之前，对于此类案件中检察机关的裁量权，法院是无法进行监督的。
3、州司法部对检察机关刑事不起诉权的监督和制约。德国检察机关属于司法部的下设机构，各州司法部负责监督法律的实施。为控制检察机关刑事不起诉斟酌权的适用，各州司法部普遍采用发布起诉标准来规范斟酌权，如规定盗窃、贩毒数量等，并通过掌握不起诉的统计数据等方式，指导和了解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的情况，以确保法律得以准确适用。当然，由于德国十六个州分别独立贯彻刑事法律，因此各州的起诉标准也不尽相同，而且各州司法部设立的标准只是指导性的原则，并不要求检察院必须遵守，各州检察院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仍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4、检察系统内部的监督制约。德国检察系统分联邦检察机关和各州检察机关。联邦检察机关和各州检察机关分别独立，无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各州检察机关与其下属检察机关是一体的，下级检察机关必须服从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时，被害人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提出抗告，并以此启动强制起诉程序。事实上，州司法部对检察机关不起诉的监督，也多数是通过上级检察机关来实现，只有特别重要或影响较大的案件才通知司法部。上级检察机关对不起诉的监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对具体案件的监督；二是通过数据统计监督了解不起诉的适用情况。
四、不起诉制度所反映的诉讼价值及对我们的启示
在我国，大多数人对不起诉制度有一种偏见（或者说是错误的认识），一谈到不起诉，就认为是放纵了犯罪，是打击不力。这种思想在司法机关也有一定的市场，以至出现人为控制不起诉比例的做法。笔者也承认，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法律对于犯罪概念规定得不一致（如我国的治安案件，西方国家认为是轻罪），所以在理论探讨中的确不能简单对比，实践操作中也不能照搬照抄国外不起诉制度。但笔者同样认为，通过中德不起诉制度的比较，考察不起诉制度的诉讼价值，探讨不起诉制度在重新配制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及实现刑罚功能方面的作用，对于澄清人们头脑中的错误认识，运用、发展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乃至推进我国的严打整治斗争，将有很多好处，也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工作思路。
笔者认为，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作为一种诉讼制度，有其自身的诉讼价值。其诉讼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起诉制度具有诉讼经济效益价值。
诉讼效益价值是指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也就是指必须使刑事诉讼的操作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使司法资源的投入和消耗降低，同时使大量刑事案件较快地得到处理[5]。世界各国在制定法律时除了要求尽量满足公平、正义的价值外，还要考虑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在对付刑事犯罪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各国司法机关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一方面，犯罪数量居高不下，犯罪种类不断增加，但与犯罪作斗争的人员却相对稳定和无大的变化，使检察官的侦查或者指控工作面临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传统的诉讼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积压了大量的刑事案件，羁押场所人满为患，司法机关不堪重负。为适应治安形势的变化，世界各国一方面简化诉讼程序，实行简易审理，一方面通过立法采用机会原则，赋予检察官不起诉权。对于我国来说，这些诉讼途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国家财力比较紧张，司法经费远远不能满足司法活动的需要，这就要求法律程序应尽量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诉讼效益。不起诉制度则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不起诉制度使不必要或者不应当进入诉讼程序的刑事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终结，从而减化了刑事诉讼程序。而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的减少既缩短了诉讼时间，减轻了讼累，节省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可以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其次，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的刑事理论，有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
刑罚演变的共同趋势之一是刑罚由注重过去到注重将来[6]。在博爱时代，刑罚往往是对犯罪的机械的反对，刑罚以已然的犯罪为根据，不大注意刑罚的实际效果。而在现代社会，刑罚的重心已由犯罪转移到犯罪人。刑罚的个别化，则是指适用刑罚时注重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以防止犯罪人再犯罪为宗旨，刑罚已不是回顾已然的犯罪而是前瞻未然的犯罪的手段。简言之，刑罚以预防犯罪和再犯罪为其重要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起诉制度更有助于刑罚实现功能。前文所提及的德国阿尔布莱希特教授在讲演中同样认为，检察官适用不起诉斟酌权必须考虑到公共利益权衡，即作出是否起诉时要考虑对犯罪的预防、改造、震慑之功能。尤其是对于初犯等如果起诉后对其没有好处，而对其不起诉他也可能不再犯，就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再次，不起诉制度符合 国际上“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趋向，有利于我国严打整治斗争的顺利开展，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犯罪率的不断上升，世界各国刑事政策出现了两极化趋向，简言之就是法学界所谓的“轻轻重重”政策[7]。“轻轻”是指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深的犯罪，处罚更轻。采取这种宽松的刑事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改善犯罪者更生和重返社会的条件，降低社会改造的难度和成本，降低再犯罪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重重”是指对恐怖犯罪、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经济犯罪等更多地、更长期地适用监禁刑。在西方国家中，“轻轻重重”政策的重点并不一致，有的国家如美国，其刑事政策的重心是“重重”政策，有的国家如西欧国家，其刑事政策的重心是“轻轻”政策，有的国家则采用“轻轻”政策与“重重”政策相结合的政策。但不论是采用何种模式，西方国家一般都很注重发挥 “轻轻”政策在犯罪预防、社会改造、重新配置司法资源等方面的作用。由于“轻轻重重”政策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轻轻重重”政策也成为了西方国家刑事政策的主流。
我国从1983年开始执行的严打政策，可以说是与国际上的“重重”刑事政策不谋而合。但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司法机关在执行严打政策，强调“快捕快诉”、“从重从快”的同时，并没有充分利用不起诉制度的作用，导致出现司法机关负担日益沉重、司法资源日益短缺的现象。笔者认为，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严打政策优点的同时，有必要吸收“轻轻”政策的合理成分，恰当运用不起诉制度。这对于解决当前司法机关人员、经费不足，任务日益繁重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恰当运用不起诉制度，也能够体现我国一向所倡导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教育、改造、预防、挽救罪行较轻的人，实现刑事法律的最终目的。
五、对理论界反对不起诉制度主张的反思
值得深思的是，在实务界对不起诉制度有误解的同时，在理论界也有一些反对不起诉制度的呼声。代表性的反对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不起诉制度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精神相冲突，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获得辩护的权利，造成审判权的分离；二是认为不起诉制度为“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打开了方便之门，不利于稳准狠地打击犯罪，保护无辜；三是认为不起诉制度在检察机关单方面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法定的监督，不利于正确有效地处理案件，认为应当将案件交给法院审理，如果被害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法院可以判决免于刑事处分；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就建议公安机关撤消案件，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失误。[8]
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它是对不起诉制度的一种误解而产生的一种观点。首先，不起诉是检察机关的公诉权的一部分。从辩证的观点看，事物都是有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公诉权同样存在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那就是起诉权与不起诉权。没有不起诉权，公诉权就是不完整的。从理论上分析，公诉权应该分为积极的公诉权和消极的公诉权，其中，消极的公诉权就是不起诉权。
其次，
[1]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页
[2龙宗智：《刑事公诉权与条件说》，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3期
[3]陈卫东、李洪江：《论不起诉制度》，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
[4]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刘生荣、阑剑、张寒玉：《刑事起诉的理论与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6]陈兴忍：《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7]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参见易杜非著《免诉、不起诉制度存废问题探讨》，载《人民司法》第5期
